芯片还算不上危机，真正的危机是粮食

2018-04-23 17:18:43 作者：杨昭友 来源：战士杨昭友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2018年4月17日，美国政府宣布，在未来七年内禁止向我国中兴出售以生产手机等通讯器材为主的元器件，其中包括芯片。

此消息一出 ，刺痛了国人的神经，从上到下，从媒体到坊间闲谈，都在直呼 “中兴危机”，“中兴之痛”。然而，这算不上什么危机。诚然，美国制裁中兴 ，是对中兴釜底抽薪，会在短期内给中兴带来困难 。对中华民族来说，不会因为美帝的骄横而造成天下大乱，不会导致政权倾覆，相反，会激起中国接受教训，摆脱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思维，结束对美国大资产阶级的依附。

真正的危机是什么呢？是粮食！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粮食严重依赖美国，我们的种子严重依赖美国，突然有一天，美国宣布对华实行粮食禁运，中国会是什么局面？不消说，一个谣言缺粮就会导致人心惶惶（例如食盐紧缺谣言，就造成抢购食盐），只要粮食开始短缺，国内有钱人就会抢购，囤积居奇；没粮的为生存就会铤而走险，会抢劫，会犯罪。仅此一招，中国就会乱成一锅粥（大明王朝就是因为饥荒直接导致政权倾覆的，曾造成上亿的人死于战乱）。这样，美国则会趁人之危，有限出口粮食，抬高粮价，同时扶持傀儡，颠覆中国政权，把中国大卸八块。

也许有人说我危言耸听。但危机是潜在的。18亿亩的耕地红线已经突破，而且耕地还在继续减少。广大的农村已经有大量的土地荒芜。

我们的土地荒芜，与美国有关系吗？有！

美国通过粮食出口补贴，对我国实行粮食倾销，使我们的农民种粮无利可图，为了生存，不得不抛荒土地，寻找其他活路。而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无法实现机械化，无法用大农业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使粮食产量逐年减少，更加剧对美国粮食的依赖。

现在的农村，已经是老人农业和妇女农业，再过十年，还有谁在一亩三分地上坚持？

毫无疑问，这种小农生产，无法解决中国人民吃饭问题，而一家一户的承包，又制约了机械化、集约化生产。虽然土地流转、大户转包能在短期内解决部分粮食生产，可中国人口多，粮食需要量大，各地气候、地形地貌不同，不是都适合大户承包，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且由于中国重商轻农和因计划生育孩子不多，大户承包也有后继乏人的问题。 未来的土地谁来种？中国的粮食依靠谁？不用说，继续这种局面，就得依靠进口，就得依赖美国，最后被美国把玩于股掌之中。

中兴被制裁，其实没什么了不起，顶多是困难几年，不会死人，不会大乱 。只要有人，哪怕没手机，没电视，没汽车，经过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几年后一切都可以创造出来。可是，没有饭吃，即使全国的房子都用黄金建造，没了人，一切都成了废物。

写此短文，只为天下苍生祈福，希望制订政策的人们，未雨绸缪，摆脱XG精神的桎梏，走适合中国农业发展的康庄大道。

杨昭友：中国农村应该何处去

杨昭友 · 2015-04-06 · 来源：乌有之乡

中国是近14亿人口的大国，农村人口占大头，人均耕地面积只占世界人口平均土地的37.3%。粮食安全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最重要因素。现在随着农村人口的大量迁出，大量的农田被抛荒， 农村已经是老人农业了。将来怎么办?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这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了。

笔者当过农民。本文不谈政治，不谈主义，不谈路线，不讨论姓社姓资，以农民的实践来总结1949年以后中国农村的成就和教训，进而探讨农村今后的发展方向。

一、土地改革

中国的农业经历了封建土地私有制---短暂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再回到集体所有分散经营的承包制。

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掌握在少数地主手里。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多数人是拥护的。但近几年竟然有人否定、攻击土改，把土改说成罪恶，居然还有一部攻击土改的流氓小说获得国际什么奖，这也是更多的攻击土改的人有了底气。

我不评论土改的正确与否，让事实说话。汉代晁错说：“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晁错告诉我们，人饥饿而没饭吃，寒冷而没衣穿，慈母也不能养育孩子，君王怎么能有人民?他所处的汉朝还不存在人多地少的矛盾的条件下说的。那末，到了人多地少而土地又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又会是什么局面?共和国建立之初，曾剿灭200万土匪。或有人问，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去当土匪?他们去做工、经商、种田不是很好吗?可是在农耕时代，没有工厂，没有多少商品可供 流通，且没有资本、没有土地的人去哪里做工、经商?去哪里种田呢?当长工、做佃户娶不起老婆养不活家人，当土匪是无奈的选择。那末解放后为什么一次剿匪就解决了两千多年解决不了的 匪患呢?因为土地改革，人民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工商业的发展也同时提供了就业渠道。不当土匪也能生活，谁会去冒那种让人深恶痛绝的风险呢?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土改，就没有和平建设的内部环境，更不会有今天的中国崛起!不知那位文豪懂得这社会发展的大局?

二、集体化

土地改革使农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从根本上解放了农业的生产力。但是，一家一户的生产仍然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耕牛、大型农具不是每户都有条件添置，且每户都配备耕牛和齐全的农具也是一种资源浪费。每户一头牛，且不说没那么多牛，每户养牛，则要占用大量的劳动力，反而不利于农业生产。而且，有些生产靠单个劳力不便进行，尤其农忙抢收。于是出现了互助形式，共用耕牛农具和生产协作。这样也为一部分劳力较弱及疾病之灾的家庭保证了正常生产。农业受环境制约，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要发展，必须兴建水利设施，这也是一家一户不能办到的。为了便于兴建水利设施和发展初级工商业，于是出现了合作社形式的集体，继而发展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这种集政府职能和领导农业生产机构于1982年解散，代之为乡镇政府 。

对于人民公社这段历史，现在人们仍然褒贬不一。本人就自己的切身感受谈一谈人民公社的成败。

新中国是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解放初期，全国90%以上的地方没有公路，更谈不上电力，水利设施极度缺乏，很多的地方靠天收。在人民公社时期，所有农村利用农闲，修建了较为完善 的水利设施，初步完成了县乡公路网。红旗渠正是这一时期的标志工程之一。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的千百年来的水患得到遏制。这些都是依靠集体的组织、协作完成的。在国家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办好这些事，像现在这样依靠国家投资建设，是无法做到的。而且一家一户的单干，是无法调动那么多劳力进行建设，因为这家人去参加建设，就无法进行自家的农业生产。集体时期的粮食产量也成倍提高。笔者生活的生产队，解放初期的水稻亩产量400斤左右，到农业生产责任制前，已达到800斤以上。这其中有推广绿肥种植和双季稻栽培的作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靠自己的积累办起了学校， 基本达到初中普及教育，扫除了新一代文盲，办起了合作医疗，消灭了血吸虫，农民的健康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积累了资金，有了初步的工业生产的家底。后来乡镇集体企业发展比较好的地方，都是依靠那时的家底起步的。

人民公社时期有没有问题呢?有。如果一点问题没有，解散人民公社就没理由了。现在有人炒作人民公社时期饿死三千万人、四千万人，大概说需要那么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到底有没有饿死人?有。但被无限放大了。为什么饿死人?一是天灾，二是人祸。天灾我就不说了，有气象资料可查。我重点说人祸。我是1956年出生的，经历了大食堂，确实饿过肚子。我家乡是大别山区，那时人口基数少，人均田地不足一亩。虽然饥荒，但并没有饿死人，也没有逃荒的。只是那期间出生率很低。

人祸是怎么产生的?是浮夸风、命令风和瞎指挥。大炼钢铁，毁掉了山林，荒废了农田。虚报产量、放卫星，把几块田里的稻子搬到一个田里，应付上级检查。由于一部分劳力被抽调去炼钢铁和各类工程，致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而且强制推行不合理的密植，要求像做几何图案一样插秧，导致严重耽误农时，前面栽插的稻子开始孕穗，后面还在栽插误了农时的老秧苗，结果造成人为的大面积减产，而且还有虚报产量导致国家征购上升，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如果不是毛主席给六级干部的信得到传达，其后果说难以想象的。近年来，不少别有用心的人把责任全推到毛主席身上，我不免困惑。我作为生于饥荒年代的人，不知道是谁的责任。我记事后听大人说，曾希圣在安徽当省委书记，他是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的罪魁(这是有档案可查的)，尽管他打击同志，捂盖子，但最终被处分，文革被批斗。由于经历了饥荒，我对曾希圣颇有微词。但是不知为什么，1978年，曾希圣被平反了，追悼词说：“曾希圣同志说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 优秀的共产党员，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并为其恢复名誉。”我不知道所谓的不实之词是指安徽没有饥荒还是饥荒没他的责任。虽然过去了三十多年，我还要问一声党中央：为什么要为曾希圣平反?是不是他搞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

由于人民公社时期确实出现过人祸，由于人民公社时期全国人民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也就为后来解散人民公社提供了依据。

对人民公社的历史要客观的评价。农业集体化有没有优越性?有。在抗御大的自然灾害方面，集体的优越性是单干无法比的。1969年，沿江多省生发生特大洪灾，我家乡大河两岸的部分农户的房屋、和几百亩良田全化作沙洲。由于是集体，无家可归的社员立即得到安置，集体迅速为他们建好了瓦房。被毁的农田经过两冬两春的苦干，得到全面恢复，其防灾能力比以前得到加强。可以想象，在国家还不富裕，在全国大范围的灾害降临时，如果是一家一户的单干，是无法面对的。房子没了，田地毁了，没吃、没住、没穿，拿什么盖房子，分散的零星劳动力怎么能恢复被洪水毁掉的命根子—宝贵的农田?

集体化有没有问题?也有。偷奸耍滑的出勤不出力的有没有?也有。一人拥有几亩土地还要去要饭，是很说明问题的。集体化的农村，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所有制。其实就是众多股东的农业公司。其利益分配不是以股份分红，而是以劳动多少进行分配。一个公司经营得好坏，并不干公司这个合作体制的事。如同政府官员中有腐败分子，并不是政府这个机构有问题，而是那个领导有问题，总不至于因为政府机关有腐败分子，就要解散政府。成败是公司经营的内容是否得当，公司的领导和员工的素质是决定公司兴衰的主要因素 。不是天下人都办不好公司，也不是天下人都能办好公司。所以，一个集体单位没经营好，并不是所有制出了问题，是指导下面集体的领导以及那个集体的领导和成员自身素质有问题。那时的农民，基本是文盲和半文盲， 除了会出力、会种田(不是科学种田)之外，其他什么也不会，就是具备农业机械化的经济条件，能使用的人都很少。那时中国还不具备经商和劳动的市场，农民也就不可能离开农村去发展。 当时领导农村的县、区、公社的领导也是大老粗，其中也有投机分子，因此瞎指挥的较多。最制约集体经济发展的是上面约束太多、摊派太多，非农部门都可以无偿向农民派工、征调物资。 以粮为纲，限制多种经营发展，学大寨不是学艰苦奋斗的精神，而是教条的不因地制宜的照搬照抄，搞大工程。农民实际从事农副业生产的时间只占实际劳动的一半。太多的没有实际收入的劳动参与实际收入分配，必然造成农民的收入难以提高。如此折腾，集体当然难以搞好，拿此政策强加于任何公司，都能将其破产。但即使这样，仍然有一部分集体经营得有声有色。如：大寨、华西村、刘庄、南街村等集体已经成为世界农村的榜样。笔者生活的农村说闭塞的山区，人均耕地不足0.5亩，1973-1974年间，搞大队核算，由于公社修水库，按劳取酬、多劳多得，部分劳力一年的工分高达700个，在如此高水分的情况下，分红率扣除积累仍然达到每个工0.70元。人均粮食达到500斤。所以，我们那儿不存在外去要饭的问题，而且家家户户都养猪养鸡。这就给人带来疑问了，为什么某地人均四五亩耕地，却要领导开介绍信外出要饭，而我们那儿条件那么差却温饱无忧?一句话，还是领导问题。凡是集体搞得好的，是那个党支部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一个无私心而且有智慧的领导，他也能让一群农民嗷嗷叫，一个好的团支部也能让农民青年热血沸腾，那个时代，入党、入团是很自豪的。所谓集体养懒人，只能说是那个无能的、自私的领导带出来的。

三、农业生产责任制

1982年，中国农村全面推行“大包干”责任制，人民公社全面解散。奇迹出现了。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温饱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了。于是，有人说，“大包干”充分显示了活力，一包就灵。我不否认大“大包干”后的成果。粮票取消了，物资丰富了，广大农村焕然一新。但是，“大包干”后的农村并不是媒体宣传的“富得流油”。党中央三番五次的说“三农问题”，可见“大包干”的活力并不持久。那末，当初呈现活力的，后来为什么没后劲?这里有个客观条件，大包干是适得其时。集体时期，农业的肥料来源主要是有限的农家肥，每亩只能分配到几斤化肥，没有高效农药，没有现在的优良品种。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原来勒紧裤带建设的大型化肥厂都相继投产，有了肥料的满足和良种以及农业科技的推广，才使粮食产量产生飞跃。如果没有这艰苦奋斗换来的有利条件，无论把土地怎么细分，甚至让“充满活力”的同志也承包一份土地，仍然解决不了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也许有人会问，你要否定责任制吗?回答：我不全面否定。至少在那个人均四五亩土地尚且要外出讨饭，至今仍然没起色的地方应该实行“大包干”。而且各级领导要以人民的真正幸福为标准的责任制。要废除干部不作为还能终生为官的官员制。还有那种以粮为纲的限制经营的政策取消得好。

按理说，充满生机活力的“大包干”责任制实行后，农村经济应该持续稳定增长，为什么后来那么的收入反而停滞不前或下降?原因是：1.集体原有的企业被私人承包，由于赚到钱就吃光分光，不留积累，不能扩大再生产，生产流动资金全靠贷款，遇到紧缩银根，企业立即倒闭。还有基层银行、信用社的贷款成本高得出奇，贷款要付回扣。 这也是乡村企业不能发展的因素之 一。2.农村人口多，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不同于其他行业，任你使用什么魔法，加大多少投入，一亩地也产不出超吨粮的， 所谓高产只能在少数试验田。投入越大，意味着成本越高，效益只能越低。农资的成本在增加，劳动力成本咋增加。1995年的粮食亩产量和1985没有多大区别，粮食的售价变化也不大，而农资价格涨了几倍。整个市场物价涨了几倍十几倍，亦即在生活水平不提高的情况下，比1985年要多支出几倍十几倍，加上教育、医疗费用百倍的增长及地方政府乱收费，农民靠种田已经无法生活。特别要指出的是，1992年以后到取消农业税之前，广大农村掀起一股新的浮夸风。官员们曲解邓小平同志的跨越式发展，虚报工农业产值，虚报农民的收入。乡村调查统计农民的收入， 专找高收入的调查统计。计算收入，不扣除成本，统计粮食收入，不扣除种子、化肥、农药、机械费用，统计养猪收入，不扣除仔猪和饲料及防治生猪疾病的成本。统计乡镇企业产值数倍虚报。我一个战友在区办花岗岩加工厂当厂长，该厂一年产值30 多万，统计上报时，上面要求报百万。那位厂长有抵触，一位曾在当地当过乡书记的副县长专门找他开导“要深刻领会小平同志的跨越式发展”。后来该厂的产值被上报到100多万。由于有了工农业产值的高水分，第二年的各种税费则以此为依据进行征收，穷人和富人一样摊税费，穷人为富人缴税。 当农民种田生活倍感艰难，纷纷涌向城市时，却被当做盲流驱赶，劳务证、暂住 证五花八门的收费黑手都一齐伸向农民。农村基层政府的腐败也从这时开始蔓延。乡镇干部人数急剧膨胀，而干部并没有实际工作可做，唯一的任务是收税费和计划生育。政府给下面的扶贫资金被截留私分，拨下来的各项工程的资金也是雁过拨毛，最终导致豆腐渣工程层出不穷。老百姓向上反映，没人理会。村民举报村干贪污，电话打到县反贪局，回答是这个不归他们管。当然，这些问题和大包干无关。无论是集体还是单干，政府官员一旦由为人民服务变为寄生虫，都是人民的灾难。

好在我们的党和政府及时发现了问题，郑重提出‘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由于城市的发展和国家建设为广大农民提供了劳动市场，也由于政府关注了拖欠农民工工资，大部分农民找到了活路，加上取消了各种税费，并实行种粮补贴，也截断了无节制的吃农坑农的黑手，使党和政府重新回到农民心中。应该承认现在的最高农村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要指出的是， 这种进步并不是“大包干”带来的，这是城市工业发展带来成果。没有工厂就业，没有城市的劳动市场和工程建设的用工需求，在那一亩三分地里是建不起来新农村的。相反，“大包干”的 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已经制约了农业的发展，推行土地流转，已经说明问题了。由于农业分散的经营，已经造成农民两头难。靠种田无法满足今天的消费，去打工，又要荒废农田。既种田又打工，不说来去奔波的开销，打短工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所以不少人已经将土地抛荒。现在的农业已经是老龄农业和妇女农业了。再过10年还有没有农业劳动力?

农业的出路在于机械化，农业人口大量城镇化也是必然趋势。土地养不活那么多人，大部分人最终要告别土地。(但只能循序渐进，万万不可急躁冒进)。一家一户的耕作，严重制约着机械化的发展，机械不便在小片土地耕作，且倒腾过来倒腾过去的农机耕作，把油耗和时间浪费在耕作转移的路上，增加了农业成本。在有限平原地区，一家一户的祖坟只能立在各自的大田中央(因为没有公共墓地)，也不利于机械化生产。特别是公共建设遇到了瓶颈，修公路、办企业，那些土地就成了金不换。沈浩下去当书记，曾经举步维艰。不少农村地区的建房已经无序，宅基地都选择在路边的良田。而且没有规划，东一栋西一座，造成大量空地浪费。在山区，那些良田是多少代祖先流血流汗开垦出来的，是留给子孙生存的基业，现在几年功夫全那么败掉了。 按道理，承包土地是责任制，其责任是保护好所承包的土地，并在土地上合理生产。现在是有承包而无责任，抛荒、乱建房，大概不是大包干的初衷吧?

四、出路在哪？

农业的改革已经进入让人困惑的时期。 国家在推进土地流转，专家在高叫土地私有化，也有人说要回归集体。邓小平同志说：“关于农业问题，现在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 。我以前提出过，在一定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勉强，不要一股风。如果农民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要着急。条件成熟了，农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碍。北京郊区搞适度规模经营，就是集体化集约化。从长远的观点看，科学技术发展了，管理能力增强了，又会产生一个飞跃。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 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不仅有国有企业那样的全民所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制也属于公有制范畴。现在公有制在农村第一产业方面也占优势，乡镇企业就是集体所有制。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集约化。有的地区农民已经提出集约化问题了。这个 问题这次不提也可以，还是巩固承包制，但是以后总会提出来的。现在土地是公有的。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线，甚至超过区的界线。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道。”(《邓 小平年谱(1975年——1997年)》下，第967、1338、1349-1350页)。我们到底听谁的?我认为，农村问题不能依靠不懂做工也不懂种田的专家来顶层设计。

我这里不引用权威言论，举几个例子供制订农村政策的人们参考。1.有一个大力士，力扛千斤，单个劳动，他确实能创造比平常人多的财富。但一次他要搬运一个大石头，却无能为力。 而一群力气不大的人，在一个人的指挥带领下，搬走了很多那样大和更大的石头。2.两支人数、装备、战术能力完全相同的军队交战，甲军统一指挥，集体协同作战，乙军采取单打独斗。 胜负如何，由读者推定。3. 一比较富裕的农民决定办一个工厂，需100万资金，但盘算一下，资金不够 ，只能作罢。另外20个不富裕的农民在一个有智慧的人带领下，共筹集80万就把工厂办起来了。他们通过内部调节，厂房的土地不用买，建厂房是大家自己出工建造的。而且厂子建好投产后，大家既是工厂的所有者，也是劳动者。

有人鼓励资本下乡，甚至引进外资去控制中国农业。当然，资本下乡，地里也能长出粮食。但是，资本所有者不会种田，他依靠的仍然是农民。土地在资本手里，种什么是资本家决定。 土地流转到资本家手里，必然有土地成本，这个成本最终要消化到消费者身上。资本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如果全国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粮食的价格则由资本家决定。 粮食价格失控，必然导致整个物价失控。农业生产受气候制约，很难保证不出现天灾，当国家不能把握粮食市场时，一旦缺粮，或谣言缺粮，都会造成动荡，富人会抢购，穷人可能抢劫。那样就会天下大乱。 农村人口城镇化，必须走一步看一步， 总之要保证就业 。土地应该由谁经营?应该有土地所有权者经营。大包干的承包人是土地的责任人，如果他实际放弃了经营，也就是放弃了责任，也就是放弃了承包权。为什么他还要享受地租和政府补贴?土地所有者应该无条件收回荒废土地，然后交给任何愿意种田的农民甚至是城市人规模经营，并允许户口进入。对交出土地农民，允许其回乡参与生产，以劳动参与分配。这样，就降低了农业成本，也给基层政府那些领工资混日子的官员找到一份责任—乡镇政府必须保证土地无荒废。具备经营条件的集体，应该由集体经营 。

资本可以到农业投资，而不是买地。投资者可以成为土地集体所有的一员，但不能成为土地最终所有者。不能有继承和转租转让的权利。土地所有者不能向种田人收取任何资费。土地集体所有制永远不能变。一旦变了，就没有回头的余地。

附：再论中国农村何处去

杨昭友

中国即将面临粮食危机。我在《中国农村何处去》一文中，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到今天的农村现实作过系统论述，对中国可能出现粮食危机发出了预警，但对未来的路怎么走没有详解。本着习总书记“走群众路线”指示精神，以群众的智慧向党中央建言。

本文还是不谈政治，不谈路线，也不讲姓社姓资，用辩证法，用认识论和方法论去研究矛盾、解决矛盾。

中国已面临潜在的粮食危机，这是任何人尤其决策者不可掉以轻心的。历史上由于饥荒导致动乱和农民起义的并不少见，李自成的起义推翻了大明王朝就是饥荒导致政权更替的典型实例。政权的更替不是换了个执政者那么简单，它的背后是持续几十年，甚至百年的血与火的浩劫，是数以亿计的生灵涂炭。

怎样才能避免可能的粮食危机?是继续实行大包干?还是哪里痒哪里抓的土地流转?或者是让资本下乡，让外资进来，把土地私有化，把土地外国化?或者放任不管，依赖进口?还有回到正确的道路，也是经济学家极力回避的道路?

农业是人类赖以生存且无可替代的行业，又是低效的行业。走出低效的困境的出路是机械化，集约化。大包干的责任制能否继续走下去?从提出“三农问题”到推行土地流转，实际上已经否定了大包干。就连敢为天下先的某红手印村，在国家巨额资金扶持下尚在温饱线上徘徊，并在抛荒耕地，看来“责任”是徒有其名。责任就是义务，父母生育子女，就有了抚养的义务，放弃义务就是违法。承包了土地，而不履行生产的义务，责任制的意义何在?既然大包干那么充满活力，那么就不存在“三农问题”。也无需去推行土地流转，更不存在我说的“潜在的粮食危机”。不愿否定大包干，其实只是个面子问题。但不能为着一两个人的面子而置全国人民吃饭的问题不顾。没饭吃，中国的崛起是昙花一现，几十年的奋斗成果会在一星期内荡然无存。我们可以放下争论，让未来的司马迁去结论。当务之急是直面现实。

土地流转是否行得通?中国的地形地貌以及气候千差万别，机械化的使用也有差别，大型农机并不是随处可用。还有山区、丘陵地带的农村，根本不适合千亩万亩的集约化耕种，在种田的老年一代过去之后，这些土地怎么办?任其荒废?而这类的土地约占耕地总量的一半，且城市周边的良田在逐年减少，如再荒废山区和丘陵地带的田地，粮食从哪来?能否人工合成?土地流转倡导几年了。其实是无头的苍蝇乱撞，流转只适合于广袤的平原地带，只能流转很少部分土地，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流转的承租者并不依靠自身的劳动种田，他也要雇请劳力。现在农村的工价已高达150元/日，承包人付出地租，农资成本和工费后，利润不过是自己的劳动所得而已。如果没有国家补贴，流转承租人将一无所得。当然，种植经济作物可行，但不能把全国土地都流转出去种经济作物。还有，种粮大户的子孙后代是否继承?他的后代不种田怎么办?要指出的是，现在土地流转中出现了猫腻，有承租人和地方官员为套国家的农业补贴，搞假承包，千亩，万亩田承包了，补贴拿到私分了，而田里蒿草没人，一片萧条。

资本下乡、土地私有化、外国化行吗?且不说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容破坏，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买卖土地，且不说上天赐予人类生存的根基该不该卖(在顶层设计者眼里，宪法不具约束力，是一张废纸，他们可根据自己需要随意修改的)，我只分析土地私有化、资本化、外资化能否解决中国人民永久吃饭问题。私有化是很简单的，一纸法令宣布所有大包干分到的土地归私人所有就行了，然后发个证就完成了。接下来就是允许买卖。此端一开，城市周边及平原地带，生产条件较好的土地就会被有钱人抢购。赃官可利用掌握的公权去压价，去占有土地，然后还可拿到房地产市场拍卖，可造就大批亿万富豪。这样，交通便利的城市周边的良田将被有钱人种上别墅和度假村，而这样操作还真的能昙花一现般出现一次经济高速上行，并把子孙后代的饭一次吃了。按道理，鼓励资本下乡，应该是为了种粮食。我也假设全面实行私有化，让资本去圈地，去种粮食，看看资本能否种出粮食。不消说，山区、丘陵地带条件不好的地方，资本不会去，那里土地私有化后将永远阻断了农业现代化之路。一家一户实现不了机械化，愿种就种，种不了就荒，资本占领良田后，资本和资本家不会种田，还是要雇请农民种田。目前已经是老人农业和妇女农业了。几年后资本去雇谁种田?资本是追求利润的，购买了土地要收回成本的，低工资雇请不到人种田，高新雇人种田粮食必然要高价出售。请征求全国人民意见，在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人民是否赞成土地私有化。(更不要说外资化了，钓鱼岛尚且要争，内陆土地有何理由卖给外国人?)还有，农业用工是季节性的，给资本种田，打的是短工，青壮劳动力是不会干的，他们要干的是长期的稳定工作。所以，资本下乡破解不了今天的粮食危机的难题。当然，如果要执意推行私有化，资本化，还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实行农奴制，资本把土地和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全买了，用严刑峻法去驱使农奴做工种田。

中国的粮食可以依赖进口吗?

中国的人口接近14亿，人均缺少10公斤，就是1400万吨，人均缺少50公斤就是7000万吨，人均缺少100公斤，就是1亿4000万吨。人均缺少10公斤20公斤时，或可进口补充。人均缺少50公斤以上呢?7000万吨相当于3亿人(加上相对应的养殖业饲料)最低口粮。哪个国家能填补如此大的粮食缺口?哪个国家未卜先知，知道中国要闹饥荒，预先储备了那么多粮食?现在是市场经济，国家并摸不清自己的粮食家底，不可能预先进口储备那么多粮食。而饥荒都是发生在青黄不接时期。即使能进口，从大洋彼岸装运也来不及。如果某国来个禁止对华粮食出口呢?难道可以派军队去产粮国抢粮不成?

财政部长说，要取消种粮补贴，要让更多农民无利可图而去给外资企业打工，没粮食可以进口。看来会流利英语的并非是货真价实的专家学者。英美国家的摆摊老头老太太甚至乞丐的英语水平远胜于我们的部长和专家学者，我们何不去请他们来为我们顶层设计?

顺便讲一下转基因问题。地球上的生物从诞生那天起，就是遵循了自然规律，经历了自然几千万年的选择到今天，呈现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个多彩的世界，人类作为地球的高等生物，正是利用了自然选择的成果才得以发展到今天。人类必须尊重自然的选择，要有敬畏自然之心。大自然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足够地球生命的繁衍生存，关键是如何利用自然的恩赐。如果说这世界有神，这个神就是自然规律，违背自然规律是要遭到神的惩罚的，人类不应该为了自己这一代人或一群人的利益，让后代去承受违背自然规律的恶果。(题外话：公平分配劳动成果，也是自然规律，违背这一规律，人类最终以动乱，战争和其他方式接受惩罚的)。不否认转基因是科学研究，须知世界上任何对基因的研究选择都没有大自然选择的合理、科学，人类要研究的是怎样利用大自然赐予的成果。转基因是否有毒，我不清楚，不妄加评说。转基因作物并不高产是确定的，营养也没优势，口感不好也是确定的，尤其是转基因和杂交相结合的商用种子是不能传种的，种植抗草甘膦作物会污染环境，破坏土壤是确定的。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是高产农业，而人多地少更需要保护环境。为什么要花那么多财力、人力推广转基因?为什么要强制全国人民只能选择一种食物?这是于理于法都说不通的。在种子的培育、生产垄断的情况下，转基因的推广，将会导致原生态主粮物种淘汰最终灭绝，那时如果再发现转基因有害或产量由变异下降，则回天无力，也将导致人类的灭亡!袁隆平研究杂交稻，是要解决中国粮食不足的问题，推广转基因为了什么?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推广而推广?把种子安全交给外国，让我想起吴越之争时期的吴国伯嚭，借粮给越国，换回蒸熟的稻种，给吴国造成人为饥荒。我们的朝廷里是不是有伯嚭大人?

中国的农业有没有出路?出路到底在哪里?

出路其实是现成的。至今尚有几个村和一个公社在坚持着那条路，他们用事实证明那是一条光明道路。只是自诩精英的在极力回避这条路。我在《中国农村向何处去》一文中论证了集体和单干优劣的对比。文章发表半年多了，只有一个教授来批驳我，抬出了当年为什么要解散集体的理论：“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我回复“自古以来没有见过三人以上的庙里和尚渴死，而且任何三人以上庙里香火都比一人庙里香火旺盛。但一个和尚在庙里，如果生病，倒是有渴死的可能”。自此再也没见到一条反驳言论。

农业的根本出路是机械化，集约化。农村的出路是农工商一体的乡村城镇化。只有机械化才能将农民从低效的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只有农工商一体的城镇化才能消化过剩的劳动力。而实现机械化、集约化只有集体这一条道路可走，其它才是真正的“死路一条”。

城镇化是发展趋势，但并不意味着要把农民逼到外资工厂去打工，去加工出口商品。城镇化的目的是解决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的就业，是谋求生路，而不是要把人口堆积在大城市。人口涌向大城市，的确是给城市带来短暂的繁荣，房地产拉动了经济发展，但这是不能持续的发展，房地产总有饱和的时候，而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城市还要运转，离开了土地财政，如何去维持天文数字的市政开支?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如何规避?为了欣赏昙花一现的繁荣，而不惜毁掉子孙后代生存的根基——土地，历史终会作出结论：这是断子绝孙的发展。

农村的城镇化，除了偏远山区，人口稀少之地外，最佳的选择是就地城镇化、乡村城镇化，是居住相对集中，便于生产、生活的城镇化或者乡村现代化。除了国家大的工程建设的劳务，农民就业应向本地就业的方向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破解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孤独的困境，解决扶老育小的问题。才能享受其乐融融的家庭团聚的天伦之乐，才能体现到以人为本的人生幸福。

农村城镇化，是为了分流劳动力，而不是放弃农业生产。因此既要分流出农民，还要留住农民，组织农民，保住农业，发展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三十多年来农民工大多涌向沿海及京津冀，用他们的双手托起了多少富豪，用他们血汗浇筑了多少大厦，但那里并不是他们栖身之地。打工农民很大部分是从事加工出口的行业，所以要在这里插一段外贸的话题。外贸看似和农业无关，其实和农业密切相关，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正常的进出口平衡的外贸是需要的，适量的外汇储备也是需要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引进外资和加工出口也是必要的。因为要发展就要引进技术，引进先进设备，要进口能源资源，需要大量外汇。但今天的情况已经变了，外汇多的无法消化，要去购买美国的国债，要投资美国的基金。这样，中国每多出与黄金脱钩的一美元，国内就要增发约6.5元的人民币。也就是说，我们出口一美元的商品，换回的是空气，如果美债打了水漂，则表明中国人民用物价上升，用通货膨胀自己买商品送给了美国。长期下去，依靠外贸拉动经济增长，只会导致永无止境的人民币对内贬值。人民的财富被稀释了，存在银行的钱，虽然获得了利息，但实际价值缩水了，这就是人们不愿存款而要去投资的原因。如果人民币不贬值，存在银行比投资更保险，人们是不会去赌那些风险的。银行也会因此有充足的资金为企业输血。由于不当的出口导致国内物价不断上升，非农的务工工资也随之升高，农产品虽然价格有所提高，但被农资的涨价以及人工的涨价所抵消，使种田无利可图。这就是农民抛荒土地的原因之一。如果外贸顺差所得和外汇储备是黄金，当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黄金投放市场可以吸储流动资金，可以预防通胀。而与黄金脱钩的美元一旦过多，连废纸都不如。废纸不会造成物价上升。要不要外贸?当然要。应该立足于高端产品、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立足于外包去赚取外汇，从而买回中国需要的资源和商品。要让从事加工出口的劳动力转向内需生产。政府不应是鼓励开发、开拓内需产品和市场，而是要组织、协调、促进内需的产品生产和市场的开拓。只有物价的相对稳定，收入分配向低收入人群倾斜并达到稳定，才能保证农业的稳定。

农业、农村、农民的最终出路是集体化，就业的渠道是就地因地制宜的工业化商业化和第三产业化，而且农业生产必须回到生态化。

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已经具备了有利的条件，人才方面，已经普及了初中教育，多年来的外出务工，已造就大批熟练工人和企业管理人才。交通、电力输送以及通信建设都已完成，生产设备是供大于求。互联网更是为产品销售提供了便捷的渠道。集体办企业还有一大优势，没有购买土地的成本。当然也有不利因素，原有的集体基础瓦解了，没有了赖以起步的集体资本。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形同虚设，人心是一盘散沙。

这里要着重议论一下改开后的基层政府。改开后基层乡镇政府机构一下子完善了。党、政、人大、政协、统战、武装、团委、政法、纪检、文教、卫生、妇联、经济发展、土地、农林应有尽有，而且主官副职还是多人。但一个政策去掉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党政分开，政社分开，把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卸的一干二净，政府的职能就剩下税费的收取和计划生育，现在税也不用收了，就只有计划生育。而计生又有专职人员。不知党的书记在做什么工作，人大是怎样体现民意，乡镇长在主谁的政，统战在统谁，政协在与谁协商。但是农民找政府办事可能需要盖数不清的章，要开会研究。这一切其实都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现在又说要改革，要简政放权，莫不是把那权再分散，让那章更多起来?政府的官员在做什么?开会，打牌，算计国家扶贫款，工程建设款怎样才能雁过拔毛。国家拨款给村的公路改造，水利建设，本是村与交通局和水利局打交道的事，为何经费要经过乡镇领导之手?政府的职责应该是监管资金使用和工程质量，如何反其道而行之，成了截留资金的黑手，成了豆腐渣工程的推手?说难听点，今天大部分政府官员是中国最没用的一群人。论文化，他们写不出笔者的文章，论技能，他们不会做工，不会种田，不会经商，论胆气，他们不敢回应人大张鸣对三千万公务员的挑战。党政分开，政社分开，架空共产党，去掉了政府职能，去掉了党和人民的鱼水关系，割断了党和人民的血肉关系，造成了官民的尖锐对立，政府的责任本是领导生产，组织生产，协调生产，发展生产，去掉这些责任，这政府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不知去党的一元领导的“党政不分论”，去政府责任的“政企不分，政社不分论”出自何方经典，硬把中国人民搞成一盘散沙。在今天的政府生态环境里，焦裕禄就是在世也是一筹莫展。

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农村的前途是重新回到社会主义道路。要么现在就回归，要么等到政权烂到如前苏联一样，国家分崩离析，中国人民再经历一次血与火的劫难，再重新革命，重走社会主义道路。

农村回归集体，首要的一条，是要结束这样人心散沙的局面，要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要实行责任制，要把土地必须耕种、种好的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官员身上。但绝不是用行政手段强迫农民种田，是保障就业的基础上种田。要实行官员的“大包干”。领导一个乡镇，这个乡镇就是承包田，领导一个县，这个县就是承包田，你不耕耘，就不应该享用收获，不履行义务，就不应该享受权利。要重建党的组织，使党组织成为真正的战斗堡垒，使共青团成为真正的突击队，使党员成为名副其实的先锋队的一员。必须纯洁干部队伍，剔除行尸走肉和寄生虫。使共产党真正做到“三个代表”。国企工人可以下岗，干部为什么不能下岗?改开前的义务兵，哪怕是战场余生，都能退伍当农民，而在职期间拿了工资的而又不履行义务的人为什么不能当农民?

今天的农村要重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确是困难重重，这也从反面证明当初的集体化道路是正确的。事物发展的规律就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艰难，向坏的方向转化容易。营造一片茂盛的森林要经过艰苦的努力，而要毁掉一片森林只需要一把火。建造一座大厦，不知要费多少心血和汗水，而毁掉一座大厦只需要一包炸药弹指间就做到了。而要重建森林，重建大厦比当初的破草开荒更难。现在回头看，解散农村集体时，是多么轻松的工作，什么都不用投入，发个文件就完成了。在一穷二白的时候农民为了能更好的生存，能自觉地走到一起进行合作协作。通过艰苦奋斗，长期积累，为后来的工商业生产提供了资金。今天要回到集体，已不是以农为主，而是要农工商及其其他行业全面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仍然在成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几个村，他们是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慢慢积累，循序渐进的，是滚雪球一样慢慢壮大的，而今天其他单干农民重回集体，与其差距就是三十年，别看今天的农民也住上楼房，有存款了，但仅此而已，没有那些集体的后劲。富裕的单干农民只不过是手里拿着苹果在吃而已，而富裕的集体吃着苹果，身后还有一片茂盛的果园。单干的农民再回到集体，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60多年前把土地并在一起，把耕牛农具集中在一起就能生产了，今天要解决的是机械化农业后剩余劳力的就业，而这首先要筹集巨额资金才能运转，才能保证农民的收入不会降低，生活水平不会下降。万事开头难，创业之初，农民是不可能自发集资搞集体的。回归集体，要政府牵头，进行试点，一个县，试一两个乡村，用发国债的方式筹集资金，然后用货款方式去扶持村办企业，把农民打工地的制造业引导家乡，在走上正轨之后，吸收农民资金入股，用积累扩大规模，以点带面，像华西村那样辐射壮大。当农民看到集体的优越性之后，在政府的引导下，会逐步走上集体化道路的。国债贷款必须偿还，收回后继续用于扶持新的集体。资本可以下乡，但不是买地，而是到乡村企业入股，通过经营，即为资本获取利益，更要为壮大集体经济积累财富，一切着眼长远利益。

为了人类社会长远的发展和生存，不能一味强调工业化，中国人口众多，大部分去从事现代化工业生产，可以满足全世界的需求。而换回的却是通胀，拥挤于城市，只会带来拥堵、环境恶化和财政困难。

农业污染已日趋严峻，土壤，水源污染严重影响了持续发展和生存，现在竟然有农村的饮水要买着喝了，如此下去，中国人民还能在这片土地生存多久?化学农业的确使农业产量提高了，但其后遗症日趋显露出来。产品质量下降，环境遭到破坏，生态平衡被破坏，致使很多物种频临绝迹，已经体会不到“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乡村诗意了。我们的发展，不仅是为自己一代人过上好日子，还要让子孙后代无限绵延下去，要为后代生存创造条件。这是千年万年的大计。而且健康的饮食和良好的生活环境永远比住豪房、乘豪车、戴珠宝、穿名牌重要。因此，我们要研究、探索告别化学农业，要让农村留住农民，要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用生态农业的需求引领工业发展，提供强大的内需，用土地吸纳更多的劳动力，用生态农产品改善、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品质，用美丽乡村提供旅游度假场所，用乡村建设解决高校学生的就业，让我们的教育真正成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的摇篮。生态农业是可行的，是成功的，中科院蒋高明先生创办的弘毅农场就是典范。我相信，如果国家能像救房地产那样大手笔，像购买美债和基金那样大手笔，像每年输送1000官员去外国培训那样投资农业，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是一定能建成的，而且那生态环境下的幸福是永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