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芯片事件之痛--困局待解，自主研发不可懈怠

中兴芯片事件之痛

路透社16日报道，因违反美国政府的”制裁禁令”，美国商务部已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公司出售元器件，期限为7年。事实上，这不是中兴第一次被美国政府“制裁”。为什么美国要一再地对这家中国通讯巨头开刀，元器件禁运对中国又会有哪些影响?

    不可忽视的现状是，这些国产芯片的成功应用大多在消费类领域。在对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求很高的通信、工业、医疗以及军事的大批量应用中，国产芯片距离国际一般水平差距较大。尤其是一些技术含量很高的关键器件，还完全依赖美国供应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许多年后回过头来看，这次中兴事件对国产IC产业是个转折点。

事发突然，美国开始玩真的？

3月7日早上，一个朋友给笔者打电话：“中兴停牌你知道不？美国政府禁止中兴采购了”。此时笔者的注意力还集中在今年女生节新出的条幅上，不以为然的答道：'看到报道了，估计美国政府也就做做样子吧'。然而两天过后，事件发酵，先有中兴网友爆出，除了不允许采购芯片之外，美国供应商已经全面停止对中兴的技术支持：不再回复邮件，打电话过去，对方说，“你的邮件我就当没看到，电话以后也别打了，否则我会有麻烦。”接着，看到中兴宣布正在配合美国政府申请出口许可，虽然这种申请通常会被驳回。再后来，听说ARM这家英国公司，因为公司大部分研发放在美国，也被迫停止对中兴的支持和商务合作。如此种种，让笔者深吸一口凉气，看来这次美国玩儿真的了。

对于这次事件的反应，有些人认为没什么大不了，努比亚没了高通，不是还有中兴微电子么，用自己的呗。有些人认为，最好全部禁运，此刻正是国产芯片的好机会。但笔者却认为，若美国政府的断货制裁持续过久，会带来中兴乃至整机产业的灭顶之灾。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于国产芯片而言，若失去国产整机厂作应用支撑，又谈何发展机会。所以，目前当务之急是让美国政府尽快解除禁运，度过眼下难关，再图将来。

国产芯片的局限性

虽然这些年，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突飞猛进，自给率逐年提高。华为海思最新的麒麟芯片可以和高通骁龙820一比高下；龙芯积累了十多年，也终于可以和北斗卫星一起上天；随便拆开一个蓝牙音箱、机顶盒、冰箱洗衣机，里面的核心芯片已经大部分是国产品牌。但不可忽视的现状是，这些国产芯片的成功应用大多在消费类领域。在对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求很高的通信、工业、医疗以及军事的大批量应用中，国产芯片距离国际一般水平差距较大。尤其是一些技术含量很高的关键器件：高速光通信接口、大规模FPGA、高速高精度ADC/DAC等领域，还完全依赖美国供应商。

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西方国家遏制中国，限制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国的瓦森纳协议依然生效。上述几种芯片是限制出口的重灾区。如果想看看中国这几个方向的真实水平，每年查查瓦森纳协议的更新就可以了。而现代相控阵雷达里面，他们都是必需品，只能通过”你懂的”渠道获得。每生产一台国产示波器，里面的ADC都需要美国政府的同意才能进口，同时要承诺不被转做军事用途。打开中兴、华为出产的基站，电路板上除了几颗数字基带芯片是自产的，通信链路上RF，PLL，ADC/DAC乃至外围测量电源电压的芯片都见不到国产供应商的身影。虽然整机厂通过自产基带芯片掌握核心算法，但是，却无法解决被国外芯片供应商“卡脖子”的问题。了解整机产业的人都知道，一台基站假如有100颗芯片，其中只要有1颗被禁运，整台基站就无法交付。就算找到团队重新设计，根据IC研发的固有规律，一颗芯片从设计、测试到量产至少要1年以上，高可靠性的工业级芯片需要时间更长。如果制裁持续1年，这期间中兴的所有产品全面断货，合同无法履行，完全没有收入，结果不言而喻。唇亡齿寒，就算国产ICer们一年后把芯片给中兴做出来，又有什么用呢？这一次，美国政府是捏住了中兴的脉门。

诚然，这些年来中国电子整机行业水平突飞猛进。华为超越爱立信成为世界第一大通信设备公司。逼的其他几家公司只能不断合并，最后中兴得以挤进世界前四。联影、迈瑞等国产大型医疗器械的产品水平直逼GE、飞利浦等巨头。国产雷达完成主动相控阵的跨越式超越，052C/052D、歼16等高性能武器服役，其雷达制式和性能已经直逼美国，超越欧洲和俄罗斯。就在军迷们弹冠相庆，裤衩红的不能再红的时候，不能掩盖的事实是缺”芯”的命门其实一直掌握在美国人手中。

纵览历史，中国电子整机产业的突破其实也是电子技术演进和世界分工变化的结果。电子设备的核心是算法、软件和硬件。算法和软件有其自身的特点，中国人依靠聪明和勤奋容易完成赶超。客户需要一个feature，华为可以连夜派工程师加班编写；都是4G基站，华为可以做到一键配置完成，而对手需要按照操作手册一步步完成。早年的华为靠这些逐步建立起市场优势。而硬件随着IC技术的发展，芯片集成的功能越来越多，实际上技术含量都集中到了芯片中。以前一块电路板上上百个元件，调试和良率都是门槛，而现在变成一两颗芯片。只要你能买到芯片，照着参考电路设计一下，八成能用。除了军用的高端芯片，华为中兴之流几乎可以买到世界上最先进的商用芯片。尽管有瓦森纳协议，但美国供应商们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也在帮助我们想办法绕过限制。于是，买了一流的芯片，就有了一流的硬件，再加上勤奋铸就的软件和聪明凝聚的算法，打败懒惰的欧洲通信商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于是中国成了世界工厂，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但3月7日，美国政府的制裁来了，我们才发现，世界领先的整机产业实际上是建立在沙子一般的地基之上，皇帝的新衣被人扒的一干二净。
 

IT行业的BAT为什么迟迟没有产生？
 

互联网我们有BAT可以和facebook/google过过招，电子整机有华为中兴可以对抗思科爱立信，IT行业里面为什么独独集成电路，没有能跟美国抗衡的能力呢？这还要从IC设计产业的特点来说起。IC设计相对于互联网和整机设备，有两个重要特点，试错成本高和排错难度大。互联网做一个app，可以一天出一个版本，有些bug没关系，第2天就可以修复，试错和修改的成本几乎为零。整机硬件的电路板设计周期在1天到1个月之间，生产周期在3天到2周之间，出了错重新投板费用在几百到几千之间，最多数万块钱。而IC设计，不算架构设计，从电路设计开始，到投片，最少要半年时间。投片送到工厂加工生产，一般要2个月到3个月。最重要的是一次投片的费用最少也要数十万元，先进工艺高达一千万到几千万。如此高的试错和时间成本对一次成功率的要求极高，不得不把流程拖长，反复验证，需要多个工种密切配合，团队中一个人出错，3个月后回来的芯片可能就是一块儿石头。修改一轮，又三个月出去了。

与试错成本高并存的是排错难度大。互联网编个软件，调试起来几乎可以在程序任意地方设断点，查看变量当时的状态或者打出log。硬件电路板上，几乎任何一根信号线可以拉到示波器上看波形。而一颗手指甲盖大小的芯片，里面有上亿个晶体管，而最终能在电路板上测量到的信号线却只有十几根到几百根。如何根据这少得可怜的信息，推理出哪个晶体管设计错误，难度不言而喻。

两大特点导致对IC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极高，试错周期长需要逻辑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排错难度大需要一套科学的实验方法。而这两方面，恰恰是国内教育的软肋。过分重视知识的记忆，而忽略逻辑和方法。所以当软件工程师们靠自己的聪明和勤奋，不断快速迭代的时候，ICer们却经常遇到猪队友的困惑，导致原地打转。加班已经不能再多，却还是一次次的delay，上市时间依然落后。更有很多bug无法找到原因，反复投片实验也无结果，最后只能以项目失败收场。
 

我们在集成电路的努力
 

高难度的产业背后蕴藏的是巨大的利益和商业价值。集成电路被誉为电子工业的粮食，除了对国家和行业安全有着巨大的意义，利润率也随着技术含量水涨船高。芯片本身的材料是二氧化硅，成本极低，上面凝聚的技术就决定了利润。消费类芯片产品一般毛利率在30%~40%，工业用产品一般能在50%~60%以上，更有甚者，以高性能模拟芯片为主的美国Linear公司，平均毛利率能达到90%！很多我们无法设计的芯片，例如高端交换芯片，毛利率都在99%以上。一旦中美开战，即便没有禁运，美国政府利用行政手段把自己电子武器的批量成本压到我们的1/10是分分钟的事情，细思极恐。

尝试突破，我们一直努力，从未放弃——高校。有些高性能关键器件芯片规模不大，看起来挺适合高校来作为突破的主力军。但多年下来，业内公认是高校的水平不如工业界。这不是中国特有的，美国也这样。这和前述集成电路产业的特点密切相关。高校的优势是出新idea，对于算法这类领域挺合适，仿真实验看到结果快且准，仿出来有效果基本实际就会有效，顶多实现复杂度太高。芯片试错成本高，流程长，参与协作的工种多，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就看不到好结果。能把一个芯片做成业界普遍水平，不掉坑里，就已经不容易，需要多年积累。学生们积累少，纵有好的idea，往往躲不过路上无数的暗坑，还没看到idea的效果，就死在半路了。学校的特长是做更前沿的研究，适合弯道超车。而集成电路恰恰不好弯道超车，尤其是模拟芯片，你不解决100MHz的问题，到200MHz的时候那些问题还在。

仿制、抄袭。军迷们引以为自豪的山寨能力，就是看美军有什么，我们就抄一个。集成电路也可以抄，学名反向设计。虽然芯片很小，电路密度极大，但仍然可以通过显微、照相等方式获得他的全部版图信息，然后复制一份，送到工厂生产，似乎看起来就可以得到一模一样的产品了。其实不然，版图相当于软件编译后的机器代码，可读性很差，无法了解其原理和架构。而版图提取本身存在物理误差和人为错误，尤其对于高性能的模拟混合信号芯片，对工艺又非常敏感，稍有不一致都可能导致芯片性能和良率的巨大差异。而此时设计人员无法了解原理，定位错误犹如一个盲人在大海里捞针。军工研究所普遍采用这种方法，每次反向犹如一场赌博，有时候做出来OK最好，一旦出现问题，基本束手无策。所以多年下来，除了电路比较简单的射频和功放芯片，上述高性能PLL，ADC等关键器件反向成功，能量产装备的例子寥寥无几。

科研项目。国家近十几年来，一直通过863/973/核高基等国家级科研计划对关键器件进行支持，投入巨大。后期也要求工业界和整机厂加入，以解决应用脱节的问题。但这些年下来，真正能量产并转化为实际产品的成果寥寥。究其原因，一个是目标脱节。IC界有个说法，实验室测试通过只是迈出了一小步，到量产还有巨大的工作量。科研项目只需要在评审的时候能够提供几颗样片，演示出所需性能即可拿到尾款。而工业级应用需要在各种温度和环境变化条件下保持性能稳定，以及解决批量生产的良率问题。如何保证量产是需要从设计一开始就考虑的，有些科研单位选择的架构本身就决定了成果只能交差，而不能量产。二是指标脱节。科研项目的立项单位不考虑国内实际水平，盲目追赶世界领先水平。不管上一周期的项目是否完成，今年的指标一定要更近一步。申请单位恶意竞争，不考虑自身实力，申请时竞报指标，谁提的指标高谁拿到项目，才不管2年以后如何交差。这样的制度下，本来按照已有技术积累，做100MHz还能量产，指标竞价完成后目标变成500MHz，最后谁都搞不定。

人才引进。2000年前后，国家利用人才政策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归国创业。这期间有陈大同、武平回来创立了展讯，魏述然回来创立了锐迪科等一批国产IC设计公司。这批公司一开始也许有想做工业级产品、关键器件的雄心，但很快发现产业环境不合适，中国整机还没有强大到今天华为中兴的地位，市场容量小，技术可靠性要求高，design-in周期长，所以这批中成功活下来的这批企业都是靠消费类市场和08年附近一波中国山寨手机热潮完成了原始积累，进入良性循环。然而对于引入工业级、关键器件的人才就没有那么一帆风顺。

首先合适的人选就非常少。例如在美国，由于瓦森纳协议的限制，华人无法进入ADI/TI等公司最核心的ADC产品研发部门，即使在他们设立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大陆工程师可以通过网络看到绝大部分母公司的设计，但高性能的ADC产品除外。这简直是90年代气象局被玻璃房子锁住超级计算机的另一个翻版。

2009年从美国ADI公司回来了一位李博士，通过非法手段带回了高性能DAC产品的版图，一下子提高了国产DAC产品的性能指标。但2013年事件被曝光，遭到ADI和美国政府的抗议。李事件导致美国政府对华人参与关键器件研发的控制更加严格，并对往来中国的留学生进行更严格的审查，相继查出Vanchip剽窃RFMD事件和天大教授张浩被FBI诱捕事件，不论是真是假，对海外留学生归国从事关键器件研发造成了心里阴影，很多人为了保住往来美国的人身自由，放弃参与国内高性能的关键器件研发工作的机会。

于此同时，在国际市场上，华为中兴需要遵守国际知识产权的游戏规则，李的方法和产品无法被正规整机厂采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工业界的问题。相反华为中兴对引入国产供应商在知识产权上更加担心，要求国产厂家自证清白，有的甚至到了要求国产供应商的创始人不能有ADI/TI履历的夸张地步，进一步导致国产替代进度的严重落后。最后，在没有知识产权问题的军用领域，由于受2013年被曝光的影响，到目前还没有看到李博士的产品被装备使用，甚是可惜。

整机厂自己努力。国内真正算在高性能关键器件领域有所突破的应该只有华为旗下的海思了。海思因为有华为不计成本的投入，麒麟的成就众所周知，在高速光通信及交换芯片上也有突破，已经在慢慢从低端蚕食broadcom等多年来构筑的技术壁垒。但之前任总的一篇讲话中，给海思的定位是备胎，任总要求华为一定要用最好的器件给客户提供最好的性能，海思做不到性能最优就不采用。实际上这个思路，笔者觉得是有问题的。芯片行业有个特点，很多问题在实验室是测不出来的，必须在大规模应用的时候才能发现、改进和提高。如果一看指标不好就不用，那永远没有机会发现问题，那这个备胎永远是个纸糊的，一上路就碎。实际上，正是华为终端部门被要求捏着鼻子也要用K3V2，才成就了今天的麒麟。

国家层面也看到了上述问题，2013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调研集成电路产业，随后国家出台了新的集成电路产业振兴规划。改为成立产业基金，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对集成电路企业进行帮助。同时以紫光为首的国内民营资本结合政府基金，开始了国际市场上的疯狂扫货。展讯、RDA、OmniVision等企业纷纷被收归旗下。但时光转到2015年，紫光和大基金系的扫货开始遇到障碍，收购美光，西数，试图以此突破nand flash产业遇挫，华润报价Farchild被拒。连飞利浦照明业务的收购也因为美国政府担心功率半导体技术外泄而终止。回过头来看，除了展讯这类本来就是国内公司、OmniVision本来就是华人公司，国家通过收购的方式并未采购到货真价实的核心技术，更不要说可以有军事用途的射频、ADC等关键器件技术，可以断定美国人是不可能卖的。

如何破局？

对于突破集成电路高性能关键器件，笔者认为有三个因素：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有整机厂的通力合作和有耐心的团队。

资金怎么解决，“十八大”要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芯片研发是高投入高风险，最后运气好才有高产出。现在政府通过大基金的方式来决定资源分配，并不一定总能选中最后的胜利者，而且有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压力，道德风险，都会让其投资行为走形。另外，国资的大规模投入还会造成挤出效应，减少民营资本在产业中的投入量。

笔者认为最好的方式还是吸引民间资本。民间资本只要有足够大的市场，足够大的利润，他就会心动。而一开始团队技术水平跟先进水平有差距，无法参与全球竞争，可以攫取的市场规模必然没有那么大。这个时候应该是国家出马，通过补贴和奖励整机厂商的方式，在不损害整机厂家成本竞争力的前提下，在初期允许国产芯片商卖一个高价，获得超额利润，弥补巨额研发的投入，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后期，根据芯片累计装备的数量，逐步减少补贴，最后达到市场定价，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这种政策好处是钱肯定都花到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中，谁最后装备，谁做的东西能用，就补贴谁。当然要注意防范骗补的问题。

至于研发风险和选择错误风险，让民间资本来去承担。民资花自己的钱，自然会慎重选择团队，即使研发失败，也能坦然接受。这样一份国家补贴，可以吸引多份民间投资，只要其中一份儿成功量产，国家就赚到了。

当然所有的前提是我们还有一个强大的，有国际竞争力的整机产业。只有他们，才有动力去试用还在襁褓中的国产IC。笔者在推广国产IC的过程中，最感动的就是这群整机厂家的技术人员，不需要任何的利益驱动，他们是发自内心的愿意去帮助国产IC，有时上司都允许放弃了，他们还加班加点帮助国产供应商查找问题。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许多年后回过头来看，这次中兴事件对国产IC产业是个转折点。但不管怎样，当下真心希望他能度过难关。

中兴事件反思：

中国企业要敢于面对一切全球化挑战

这次中兴是被抓住了把柄。作为一个企业，被美国政府抓住把柄，的确需要反思自己的多方面问题。但是，没有企业是完美的，这是一个防不胜防的事情。再说，这次事情的缘起是2012年，是4年之前的事情，而且现在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已经根本性缓解。另外，这次制裁是直接通知政府，作为当事方的中兴是后来才得知。这个事件最好的结果是解决在萌芽之中或者公开宣布之前。一旦公布出来，解决的难度和付出的代价，就高多了。

有专家认为，这类单边制裁并不是源于法院判决，美国政府首先考虑的是迫切性，然后才是合法性。所以，看中兴事件，必须从利益入手，才能洞察真相。国家层面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以及企业层面的商业利益，才是这个事件的根本。美国的出招有些蹊跷，他们究竟想谋求什么利益，而我们又会失去什么利益，这是问题的关键。这种博弈不可能是一事一时的。我们必须明晰用什么利益去博弈，才可能争取最好的结果。

1、美国产业利益和国家利益驱动

抛开各种阴谋论，我个人认为，最根本的内在驱动是美国的产业利益和国家利益。斯诺登事件之后，全球很多国家开始对美国不信任，对思科、Juniper、IBM等美国企业不信任，转而采购欧洲企业以及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的产品，动摇了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尤其是通信行业——的垄断地位，威胁到美国掌控和监控全球通信与信息的基础和能力。这些年，中国高科技全球化风生水起，但目前真正完成全球化、具有全球市场能力的，实际上只有华为、中兴和联想三家而已。目前来说，联想并没有对美国高科技产业形成竞争压力，对其国家战略和政治利益也没有构成威胁。而华为和中兴主攻的通信设备领域，不但是通信产业的基础，而且是构建国家网络空间的基础。目前，华为强大的全球竞争力，已经将当年神话般的思科，从一个在全球市场如入无人之境的公司，硬生生挤压成了一家美国本地公司。目前思科在北美的收入占到整体收入的60%之多，北美之外只剩下40%。这对于美国高科技企业来说，属于低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典型的状况是美国之外的收入要达到或者超过70%。比如苹果，今年在中国区的收入就会超过美国本土市场收入。2011年之后，华为连续遭遇美国政府各种狙击，目前暂时搁置和放弃了美国市场。鉴于华为的实力和管理的规范性，美国政府对华为无处下手。中兴虽然规模比华为小不少，但依然对美国相关企业构成了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难免会遭到美国各种方式的打压。

2013年的斯诺登事件，触发了中国对网络空间安全的战略觉醒，全国上下对网络安全的重视急剧升温。我们的确有许多隐患，需要大补课，但也难免出现一些急功近利的安全大跃进和泛安全化的情况，造成了外企的担忧。但是，经过2015年一年的缓解，从下半年开始，就从原来的过激慢慢进入放松和放水的新周期。比如银行业，一开始大张旗鼓地追求自主可控的去IOE运动，到了今年，苹果支付进来了。IBM、思科、惠普等，为了摆脱网络安全审查的阴影，纷纷选择与国企合作。还有，《反恐怖主义法》最终版本中有关数据本地化的条款也消失了。这样的摇摆说明，我们国家在战略、策略更多是事件驱动、应急驱动。

2、中国企业唇亡齿寒的产业关系

任何一家中国企业要“走出去”，仅仅依靠自身，难以应对各个国家的复杂环境，尤其是政治方面的干扰，是企业自身不可能承受之重。即使强大如华为，在美国市场也只能选择走为上策的无奈之举。而我们看美国企业，他们之间竞争激烈，但在国际市场，尤其是政府公关方面，他们抱团之紧密令人赞叹。以在中国最活跃的美国信息产业机构(USITO)为例，其网站明示自己是一家独立的会员制非营利机构，代表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产业界在华美资企业，目的是“致力于提供中国ICT行业的深度洞察和决策方案，以应对该行业面临的诸多复杂挑战，促进中美贸易的发展。致力于为会员公司与中美政府、学术界及其它产业组织构建有效的交流渠道，促进相关政策和法规的完善”。说白了，就是抱团公关和游说政府。一些问题，尤其是政策问题，单个企业无法与政府博弈，但通过抱团，以行业协会名义出面，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中国企业不能在美国形成中国版的USITO呢?这不仅仅是一个问题，更是一种拷问。当年，华为在美国遭遇各种刁难，中兴采取的主要策略是撇清关系，认为自己和华为是不一样的，希望美国政府区分对待。而这一次，华为对中兴事件肯定也是乐于袖手旁观的。目前，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美国只有华为、中兴、联想三家站得住脚，如果每个企业单打独斗，甚至彼此拆台和内耗，那么，我们可以预见，中国高科技在美国市场根本形不成真正的产业竞争力。中国产业界在美国形成不了类似USITO的机构，就不可能真正形成对等博弈的能力。中兴事件对于每一个中国企业来说，事实上都有着唇亡齿寒的关系。只要走出国门，任何企业都不可能超越政治、文化和社会等综合因素，没有一个企业最终能够独善其身。
 

3、中美政企、政媒关系对比
 

值得反思的还有第三个层面——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看这两年来美国政府为美国企业在华利益的各种交涉，就知道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是何等的根深蒂固。除了政治献金和院外游说之外，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将美国企业的利益视为国家的核心利益。企业与企业之间在市场上竞争，靠的是公平竞争的环境和自身的实力。但是，当企业与另一个国家的政府发生冲突的时候，仅仅依靠企业自身和政府博弈，无疑是鸡蛋碰石头。这时候，只有通过政府与政府的博弈才可能有效解决问题。我们的政府应该把中国企业当做自己的核心利益去保护。只有我们的政府为企业形成系统的、强大的保驾护航能力，中国企业才能不受不公平的欺压和打击，依靠加强竞争力去谋求持久发展。企业与企业之间打架，靠的是规则和竞争力。而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就得跳出就事论事的层次，拼的是利益交换和实力对比。应对中兴事件，最有力量的就是我们的反制能力。目前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美国市场大概只有数百亿美元的业务，可能还不到苹果一家企业在中国的利益来得大。美国所有高科技企业在中国的利益几十倍于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利益。我们稍微拿出点反制措施，就可以让他们感觉到得不偿失，就不敢对中国企业轻举妄动。中国网络强国之路，要从这些基本的事情做起。

中兴事件值得反思的还有政府与媒体的关系。美国媒体是相对独立的，但其维护国家和本国企业的意识形态非常统一而且强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尤其是，他们配合默契、行动协调，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最近几年，美国政府对中国施压，基本形成了套路：在通过政府和法律渠道进行磋商和沟通的同时，媒体进行大肆渲染。这次中兴事件，美国商务部直接在网站上公布，甚至把中兴前律师反水后交出的内部绝密文件，也一同公布出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纷纷发声，将其制造成为一个媒体事件。通过媒体的舆论施压和证据组合，形成强大的舆论杀伤力，让中兴和中国政府一下子陷入被动局面。

美国政府和企业之间、美国政府和媒体之间非同寻常的默契，形成了事实上的联合体。这种企业、产业、媒体和政府多层面的联手，多管齐下的组合策略，是美国企业和美国政府博弈能力的根本保障。我们如果没有在战略、战术上形成相应的能力，怎么可能形成对等博弈的基本格局?没有破解之道，未来屡屡陷入被动还会是常态。
 

4、走出去需要懂得各类规则
 

从美国商务部所公布的中兴内部文件来看，其中涉及中兴通讯在2010年触及了美国的管制政策（2010年美国制裁伊朗法案），中兴与伊朗签订的四方合作项目与此管制政策冲突。这是此次中兴美国进口受限事件的直接导火索，然而这一中兴内部绝密文件如何被美国商务部获取以及美国商务部时隔五年才就此事件发难，我们不得而知。

单就这一事件本身来看，这是国内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时所遇到的极具代表性的贸易制裁案件，相比此前国内企业走出去时遭遇的诸多专利官司，这类案件影响更加深刻、舆论关注度更高、对涉案企业的打击更大。从美国此前对相关案件的处罚来看，高额罚款、高管受到刑事监禁、公司被列入黑名单，这对于一家全球化公司来说，这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其相关业务的发展。尤其是对于长期依靠进口美国芯片、元器件等核心产品的中国企业而言，这种打击是致命的。

在中国市场，很多领域都是处于“野蛮式”发展当中，由于国内对于知识产权等保护力度不够，抄袭、侵权等诸类事件并不鲜见，互联网领域的业务模式抄袭更是层出不穷，这都是在中国的特定市场环境下所存在一些问题，然而中国企业在向海外扩张时，往往会遭遇诸多壁垒，包括专利侵权、贸易纠纷等，然而在企业走出去过程中，这些全球化市场规则都是需要提前考虑的，国内企业在海外市场碰壁已经很多，而且补课的代价十分高昂。 

5、美国市场是中国企业的一道坎 

近几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越来越多，开始大力拓展海外市场，然而在海外市场的布局方面也有很大差异。多数企业跨出国内的第一步往往首先选择亚太、非洲等欠发达地区，进入欧洲主流市场则属于海外拓展已相对较大的企业，而美国市场往往是最难的一道坎。

近些年来，很多国内企业在向美国市场拓展时面临重重阻碍，美国对于中国企业的抵制也由来已久，单靠自身品牌闯进美国市场的中国企业亦屈指可数。同时由于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无法进入美国市场也将对相关企业在其他国家的市场拓展造成制约。

来自美国市场的贸易壁垒以及大国之间的政治博弈，一直都是许多中国企业无法进入美国市场的主要原因。很多美国通信设备商都是依靠这种贸易壁垒才维持生存，大量美国本土企业在国际竞争力日益匮乏的情况下，收缩战线，仅仅依靠美国本土市场来实现自身的发展。

虽然美国市场对中国企业一直有着重重抵制，然而有大量的国内企业在冲击美国市场，通过适应美国的本土政策、市场规则等，积极实现全球化发展。这也是中兴等国际化公司一直所努力的方向。

目前中兴是国内惟一能在美国智能手机市场拥有规模性收入的中国厂商，中兴智能手机目前在美国市场份额稳居第四，预付费市场份额排名第二。 

6、中兴通讯的魄力 

在海外扩张的重重阻碍是所有国内企业走出去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而作为国内较早实现全球化的企业，中兴一直在努力趟出一条国内企业的全球化道路，而且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在这背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兴在走出去过程中所遭遇的重重困境，此次事件不是中兴全球化的第一次危机，也不是最后一次，在一次次的危机当中，中兴所表现出来的魄力更值得我们关注。

此次事件对于中兴的打击不可谓不大，核心元器件的供货不足，导致订单无法按时交付，这将直接影响中兴的正常运转，通过积极配合调查，以及中兴高层与美国商务部的积极正向沟通，为此次事件的快速解决起到有效推动作用。

2016年实际上是侯为贵正式宣布卸任的一年，在人事安排方面，公司内部预计早有腹稿。此前业界一直预计原中兴通讯总裁史立荣将接任公司董事长，然而中兴美国进口受限事件的突如其来，让其深陷其中，根据中兴通讯的对外公告，卷入此案的三名高管均已撤出中兴管理团队，预计这也是中兴内部对此次事件的应对方案。目前美国商务部只是向中兴发布了临时许可令，案件后续预计还将再经波折。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兴通讯目前在积极配合美国政府的相关调查，诸多调整已经可以看出中兴对于解决此次事件的决心。正如赵先明在内部邮件中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那些没有打败我们的只会使我们更强大。就像阿尔卑斯山鹰的重生，只要有不断蜕变的勇气，未来就能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