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南繁的2017！从中国稻到世界粮，国境之南的汗水与智慧
2017-04-02 10:28:42 作者：黄帼蓉 植仁政 来源：农财网种业宝典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看见南繁的2017！
从中国稻到世界粮，国境之南的汗水与智慧
时光荏苒，到如今，南繁已成了中国种业的硅谷。水稻南繁发展逾60年，我们容易看懂的是累累硕果。那无数让人感叹、让人喜悦的成果何以达成？这期间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与智慧？翻开水稻南繁的发展史，我们看到南繁发展之跌宕与起伏背后，黄橙橙的稻田翻着金浪，中国稻正发展成世界粮。
1、看见南繁的2017
我们在初春季节来到了位于我国海南岛南部的三亚市。飞机于早晨8点如期降落在凤凰机场，身边的同事一边走出机舱，一边层层脱下身上的外衣，嘴里喊着“真热啊！”
国家南繁研发中心
这就是我国南繁的核心区域，日间温度已是高达30℃。从机场到国家南繁研发中心20多公里路程，一路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山峰，平原地带的地形以堆积为主，除了三亚的特色椰子树之外，还有成片的稻田、香蕉园。
来到国家南繁研发中心，门口由袁隆平所题的“中国三亚农业科学城”九个大字让院内的办公大楼显得更加恢弘大气，也显示了政府将三亚市打造成农业科学城的决心。
中心办公大楼中设有两个南繁科研成果展示区、各单位办公点、相关服务部门以及公共实验室。最值得一提的是公共实验室，实验室内购置了水稻南繁科研工作所需的多种实验器材，如品质分析、理化分析、分子实验设备等，供各个科研单位公用。中心办公大楼后方有几栋洋房，是分配给科研人员的宿舍。绕过宿舍区，便能到达距离中心最近的一处实验基地。
基地被规划成一片一片的实验田，田间每隔一段距离就建有一条能同时容纳两台汽车开过的水泥道路，每一片田间也铺设了小道路。我们照着国家粳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华泽田的区位指示，沿着基地间的水泥道走了好一段路，险些迷失在成片的稻田中。正纳闷之时，一位农民装束的白发老人，骑着电单车，双脚撑在车的两旁，停在不远处向我们挥手。走近了才知道，这便是我们要寻的华泽田老师。
华泽田手执竹棍，小心翼翼地领着我们沿水泥沟壑往稻田深处走。我心想，若非这实验田被规划得如此便利，像华泽田这般年过六旬的科研人员的育种效率必然大打折扣。水稻田中央圈出了一小块地，以黑布做顶、木材为架搭建了一个简易的休息棚，内以竹排搭了椅子。华泽田招呼我们在大棚内坐下后，颇为自豪地向我们介绍着这片实验田的便利之处，并指着中心办公大楼的方向，说：“从稻田里取了实验材料，拿到实验室就可以立马做检验，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华泽田在南繁基地临时大棚接受采访
随后，指向宿舍区的方向，“那就是我现在住的宿舍楼，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科研人员，每天清晨6点钟就散着步来到基地，查看水稻长势、杀虫、赶鸟，到中午太阳烈的时候，就回宿舍午休。”华泽田毫不夸张地指出，几十年来，经过多项重要规划的实施，南繁科研条件日渐改善，为水稻科研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便利的实验和生活条件，对于如今仍活跃在科研一线的老一辈科研人员是很重要的。几日后，我们去到袁隆平所在的师部农场，看到袁隆平每日几次由司机开车从农场对面的住所，送到稻田间查看完水稻长势情况，再坐上车，由司机送回办公楼。对于实验室和宿舍规划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体会。
据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介绍，琼南地区属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长夏无冬，降水丰沛，在这里进行南繁，能有效加速新品种选育。众多农业科研单位和国际知名种业企业加入南繁阵列，然而，在初期是比较分散运作的。近年来，在国家和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之下，南繁科研机构之间的交流、学习、资源交换日趋频繁，尤其在2005年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成立以后，三亚每年都会举办一次项目年会，为南繁科研人员提供了智慧碰撞的契机。
谢华安先生
国家已经批复海南省规划建设26.8万亩南繁保护区，其中三亚10万亩。规划要求南繁基地集中连片，形成规模，这为南繁基地园区创造了条件。华泽田用手比划着三亚南繁基地的分布情况，说：“驱车10来公里，到达袁隆平所在的师部农场看超级稻，再驱车20多公里，能到达水稻国家公园，同时观摩几百个水稻品种，资源学习越来越方便了。”
次日，我们驱车28公里，来到了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水稻国家公园建在海棠区落根田洋片区，占地面积7600亩，总投资26.4亿元，作为海南省农旅融合的重点项目，公园一期已向游客开放。一期公园的主体是2702亩的水稻田景区，展示有４４３个水稻品种，这其中还包括了300亩袁隆平水稻试验田。此时，公园里的水稻已经开花，大部分已开始灌浆，走在稻田间，能闻到淡淡地稻花香。
沿着水稻田走到深处，是投资2亿、有309名演员共同演绎的《田野狂欢》实景演出场地，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袁经天表示，除了水稻品种展示之外，《田野狂欢》实景演出是水稻公园的又一重要“吸睛”元素。作为农旅结合的水稻文化基地，在水稻公园的外围还依次布局了风情小镇、博物馆、乡村主题酒店、民宿酒店、商业街等板块。
三亚市副市长李劲松在出席奠基仪式时称，三亚市是国际旅游岛的排头兵，也是“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桥头堡，既具有丰富的海洋元素，同时也是我国南疆的农业重镇，自古就有悠久的农业稻作传统。立足于此，三亚市将传统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突出南海、南繁、南疆的特点，打造别具一格的农旅产业示范标杆，探索三产融合，锐意创新三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土壤。
南繁产业是我国现代种业的一种特殊形态，既可促进南繁科学可持续发展，又可带动地方农业结构调整，还可作为中国水稻辐射全球的窗口。一位印度育种人来到袁隆平的师部农场超级稻实验田，被超级稻的种植表现所震撼，出口便是一句：“比惊艳更惊艳！”
东南亚各国的气候条件与三亚相似，在三亚适种的品种在东南亚国家大多也表现良好。据华泽田介绍，现在我国很多品种在经过检测之后，可出口到越南、印尼等国家，并为当地水稻增收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年，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接纳了6名来自印度尼西亚梭罗大学的农学专业学生进院学习，这也是三亚南繁科学研究院首次接纳外国学生进院学习。
“在这里，我们学了很多在印尼没学过的农业知识，比如，中国的杂交水稻高产技术。”迪威直言，通过这一个多月的学习经历，他受益匪浅。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柯用春透露，此次接纳印尼学生入院学习旨在推动三亚与梭罗大学在热带农业科学、现代农业技术、遗传育种、农产品加工等产业领域的科技合作与交流，推动三亚南繁科研成果在印度尼西亚进行成果转化与技术推广。另外，三亚拟建立海南三亚南繁种业国际合作基地，搭建三亚南繁成果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业需求的桥梁，加快南繁成果对外转化。
印尼学生
此行，我们看见，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在市政府的支持下，围绕南繁的规范化管理、科学规划、科研环境改良、配套设施完善以及联合共建实验室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这为南繁创造经济和社会价值打下了关键基础。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日益完善，种业产业分工将会更加细化，今后更多的南繁服务专业团队会加入南繁服务业，南繁育制种将更加专业化。
2、见证南繁的旧时代
南繁开展初期，地处边疆又被海峡隔绝的海南岛还处在农业发展最原始的阶段，最初来南繁育种的专家们只能住在田间临时搭建的草棚里，连件像样的农具也很难找到，南繁基地也需要科研人员自己挖建。在那个年代能熬过来的水稻南繁人，都是有梦想的。
在稻田搭建的临时大棚里，华泽田告诉我们，别说1956年了，就连1980年代他刚来到三亚开展水稻南繁育种的时候，育种条件都是与现在有着天壤之别。当时，在缺少公共平台支持的条件下，南繁育种人员每年冬季来到这里独自租地开荒育种，“一般是租3-5亩地，种完收了就扛回学校里做检测，育种效率低下，还很辛苦。”华泽田直言，在那个时候，根本不敢奢望能像现在这样，稻田里去了样本，走十分钟到公共实验室就能做检测。
仅仅是交通一项，就让不少年轻的育种人员望而却步了。华泽田这样形容他的南繁之路，“往返都是扛着大麻袋的种子挤火车，那时候没有网上订票，只能临时买，经常买不到坐票就一路站过来，从沈阳到三亚，加上倒车，需要7天时间。”从每年9月至翌年5月，就住在稻田边搭建的临时草棚里，生活用水也只全靠接跟水管解决。华泽田回忆道，彼时，三亚还是一个小渔村，加上稻田地处偏僻，育种人员连买菜都困难。
现在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海南基地始建于1970年，当时名为“湖南省南繁指挥部”，也是临时建筑。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该基地汇集了1970年代到2000年代各个时期的建筑。1970年代是平房，1980年代是两层房，1990年代建有两层以上的房子，2000年代开始建会议厅和办公场所。
条件虽艰苦，但在谢华安的记忆中，从南繁初期开始，当地政府和老百姓就非常重视和支持南繁工作。“为南繁人员安排土地，提前修好水沟，按时协助稻田换水，甚至在水库蓄水有限的情况下也竭力保证水稻育种用水。”谢华安告诉记者，在1970年代，当时的崖城公社还很照顾南繁人员的生活饮食，每年为他们人均提供半斤猪肉。
不可否认，对于中国种业来说，南繁是一块绝无仅有的宝地。袁隆平不止一次在接受采访时说，三亚是他的福地。
袁隆平在田间
1970年11月23日，是中国水稻南繁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天，牢牢地刻印在了一代代水稻南繁人的脑海中。这一天，袁隆平及其团队在全国范围内苦寻6年未果的“野败”，即野生稻雄性败育株，被南红农场的技术员冯克珊和袁隆平的弟子李必湖在三亚市市郊的南红农场沼泽地里发现了。随后，袁隆平及其团队将它用栽培稻授粉杂交、培育、鉴定、选择，育成了栽培水稻的“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再选出优良“恢复系”，只有“三系”配成套才能从中筛选出用于生产的强优势杂交水稻种子，显著增产。至今，中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达1700万公顷，约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58%，平均每公顷产量约7.5吨；而全球水稻种植面积约1.5亿公顷，平均每公顷产量仅4吨。杂交水稻为解决中国1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并开始走向世界。
1971年春，中国工程院院士颜龙安和回乡知青文友生受组织委派，到海南崖县南红农场开展南繁育种研究。1972年冬，颜龙安选育的“珍汕97A”和“二九矮4号A”，经过南繁北育连续四代回交，不育株率达100%，不育度也在99.5%以上。我国首批野败不育细胞质的雄性不育系宣告选育成功，这在杂交水稻育种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与众多南繁育种人员一样，华泽田也借助南繁“孵化”了新品种，从而获得了科研成就感，并在三亚南繁基地坚持了下来，将辛苦当做是一种人生历练。“南繁是一项原创性的工作，为了实现遗传改良，我们对待稻田就像培养一个孩子一样，倾注所有的心血。看到金灿灿的稻田，就觉得一切都值了。”
在公共设施仍十分落后的年代里，全国各地优秀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当地农民互动合作，依靠着农民和政府的支持，同时将先进的种植技术传播给农民，促进当地农业文明。
长期从事科研工作的南繁人员善于总结经验和种植技巧。谢华安回忆道，当地生产队的人路过他们的稻田，看到秧苗长得快且粗壮，非常惊讶，并围过来请教个中技巧。谢华安去看了生产队的稻田后，发现秧面不平，“牛毛秧”长得细细长长的，遂了解到主要原因是生产队播种不均匀、密度太高且品种不好。“当地农民也愿意主动向我们学习，几番沟通之后，当地种植水平和产量都有了明显的提升。”谢华安颇为自豪地说。
有一次，当地一农民看到谢华安团队的稻田如此高产，想拿些稻谷回去用于生产。谢华安笑了笑，耐心地向他解释了杂种二代的分离原理，并告知这些稻谷若直接用于生产，下一代会出现形状分离。谢华安告诉记者，在漫长的南繁岁月中，南繁人员持续向当地农民宣传农业科学知识，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当地的农业文明。
水稻南繁基地
南繁不仅是大自然慷慨馈赠的天堂，还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南繁育种人，有南繁人的地方才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有南繁人的地方才有无止境的创新突破。
湖南省农科院副院长邓华凤微笑着回忆，在三亚师部农场，山东、河南、江苏、云南等多个农科院的育种人员碰面的机会很多，也经常交换南繁资源，进行学术交流，甚至开展育种合作。在杂交水稻研究初期，袁隆平正是在与江苏农业科学院的南繁人员交流时，看到了培两优E32，产生了灵感，悟出超高产杂交水稻在形态上最主要的是上部3片功能叶要长、直、窄、凹、厚。在这一重要启示下，他将增“源”提到了与扩“库”并重的高度，而不仅只是重“库”，片面追求一定的穗数、每穗粒数和千粒重，结果是难以实现超高产。不但要有大“库”， 还要提高最大的有效叶面积指数和光合功能，“库”大“源”足才是超高产的前提，于是袁先生提出了超级杂交稻选育的理想株型模式和技术路线。这一超级杂交稻的研究思路与研究进展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和关注，Science曾以“作物学家正在寻求一次新的革命”为题，对世界的粮食生产现状和解决粮食问题的途径作了一个综合评述。
为了促进南繁交流，从1960年代开始，当时的崖城公社每年春季都会在当地召开南繁座谈会，让南繁人员汇聚一处，交流南繁工作成果。“那时候的崖城，南繁人员比当地人还多。”谢华安笑说。
陈冠铭
时代在前进，三亚在发展，南繁事业也在猛进。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陈冠铭直言，作为一项特殊的产业，南繁为整个中国创造出越来越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同时也为三亚农业与现代接轨打下了关键基础，并逐渐赢得了国家和当地政府的重视。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海南调研南繁基地建设时也曾表示，长期以来，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南繁工作，为南繁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南繁成果展示
中国南繁60年大事记：
1956年，著名育种家吴绍骙提出“异地培育”理论，奠定了南繁基础。
1962年，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在崖县（今三亚市）崖城良种场董藩的玉米获超预期成效，引起科学工作者的注意和国家农林部的重视，对海南南繁快速发展有重大意义。
1970年11月，李必湖和南红农场冯克珊在崖县（现三亚市）南红农场的水沟边发现的一株水稻野败不育株，袁隆平用其杂交选育出野败型籼稻不育系二九南、二九矮，奠定国杂交水稻研究基础。
1972年10月，国务院发布第72号文件，批转农业部《关于当前种子工作的报告》，确定农作物南繁的重点放在科学研究和新品种的加代繁殖上，南繁工作被纳入到规范化管理轨道。
1981年，谢华安带领团队成功选育出基因优异的恢复系“明恢63”，并将“明恢63”与不育系“珍汕97a”配组，选育出目前中国稻作史上种植面积最大的水稻良种“汕优63”。
1983年10月，国家农业部在三亚市召开“南繁工作汇报座谈会”，提出“利用好、保护好、建设好海南南繁基地”，并列入国家“六五”计划建设项目。同年，农业部颁布了《南繁工作试行条例》，对南繁范围、组织领导、南繁计划、基地选择、经济政策、专用化肥、农药管理、种子检疫、运输等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1986年，海南省农垦南滨农场率先生产出反季节黄瓜促进冬种北运瓜菜成为海南农业的支柱产业之一。
1995年，农业部和海南省政府联合，在三亚成立了国家南繁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协调、管理、服务全国的南繁工作。
2000年8月21日，国家科技部批复三亚市农业生物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等单位建设国家863计划杂交水稻与转基因植物海南研究与开发基地，标志了南繁开始通过生物技术改选传统育种的新篇章。
2005年，三亚市政府组建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承担南繁科研与成果转化平台建设。
农业部领导每年都带队来琼考察慰问，召开年会，为南繁发展指导决策。
2016年1月6日，国家南繁工作领导小组发文表彰南繁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决定中首次提到“崇尚科学、求实创新、不畏艰辛、无私奉献”的南繁精神。
2006年农业部批复了四个项目，投入2530万元，重点建设海南省三亚荔枝沟、乐东、陵水南繁基地和国家南繁种子检疫检测中心。
2007年3月16日，海南省政府授予“水稻等重要农作物的南繁平台试验技术研究”科技进步一等奖，解开了南繁科研平台研究与建设的序幕。
2007年至2008年，农业部投入1500万元加强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等单位的基础设施建设。
2008年3月28日，海南省南繁办正式挂牌，根据国家南繁工作领导小组的决定，对外履行国家南繁办的职能，标志着南繁管理服务工作逐步实现农业部提出的南繁管理的根本性转变，也表明了农业部和海南省政府对南繁管理工作的高度视。
2009年11月3日，《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年)》发布，重点提出建设南繁基地，海南南繁建设进入国家粮食战略规划。
2009年12月31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南繁基地建设作为海南发展特色热带农业的重点项目列入其中，全面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0年，海南省政府投入3000万元建设南繁种子检疫中心、有害生物隔离场、南繁研发中心、省农科院乐东南繁科研基地等。
2011年4月10日，《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发布，提出加强海南优势种子繁育基地的规划建设与用地保护。
2012年2月1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再次明确提出“加强海南优势种子繁育基地建设”。
2012年5月3日，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与时任海南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定之签署《关于加强海南南繁基地建设与管理备忘录》。
2014年，海南启动5万亩南繁育种科研核心区建设，力争将南繁基地打造成我国种业研发高地和农业国际交流合作的平台。
2015年10月28日，出台《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海南）建设规划（2015-2025年）》是南繁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规划明确地提出了按照“中央支持、地方负责、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原则，加快推进南繁基地建设。
2016年11月23日，海南省农业厅组织编制了《海南省“十三五”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园区）规划纲要》，划定26.8万亩南繁科研育种保护区，建设南部南繁科研育种区。同时启动国家南繁基地项目，建成5.3万亩南繁科研育种核心区。
已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