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甲午启示 建设现代文明必要之项
2014-07-31 16:32:47 作者:杨天石 来源:凤凰大学问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随着东海争端的不断升级,中日两国关系已经降到了建交四十年来的最低点,“中日必有一战”、“打垮日本,灭其骄狂”的舆论呼声日高。中国人对待日本的心理阴影可追溯到120年前的甲午战争。那次战争彻底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命运以及他们的优劣关系。不少人认为,现在的中日关系像极了那时的处境。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凤凰大学问邀请这一领域的权威学者共同剖析历史,研判未来。
【演讲视频】杨天石:甲午启示 建设现代文明必要之项
【演讲视频】雷颐:拨开历史的硝烟,我们该反思什么
【演讲视频】马勇:甲午战争使中国真正开始近代化
杨天石受凤凰大学问沙龙邀请,发表《甲午启示 建设现代文明必要之项》的主题演讲:
杨天石认为,走出历史的悲情意识,目的是建设现代文明社会。建设文明社会至少需要四项必要条件。一是要坚持和平外交,反对黩武主义。二是要吸收西方文明优良内容,警惕国粹主义。三是要坚持学术研究无禁区,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扣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四是要限制公权,保障民权,坚持民主和法治。
以下为演讲内容:
杨天石: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下午好,谢谢大家,很荣幸有机会到大学问来做一个演讲。
甲午战败最大震撼了中国人
这个甲午战争是给中国人民巨大的刺激,也是巨大震动的一次战争。大家知道在甲午战争之前,我们已经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政府已经跟西方列强定了好几个不平等条约,但是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给予中国人们的刺激,给中国人的震动最大,为什么呢?大家想啊,我们中国一向自己认为是天朝上国,我们是世界上NO.1,第一号大国,这个日本呢原来是跟我们学习的,唐朝的时候派遣唐使到长安来向中国学习,是我们的学生,而且我们是一个大国,日本是一个小国,可是这个当年的学生而且是一个小国,居然把我们打败了,这个是中国人无论如何接受不了的。
另外呢,甲午战争的后果,又超过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超过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个不仅仅体现在中国人必须付出巨大的赔款数字,这个赔款数字也是远远超过之前的,而在于中国人当时把最不应该放弃的土地割让给了日本。最初的时候,清朝政府把什么地方割让给日本了,把辽东半岛,辽东半岛可不是个一般的地方,用当时文人的一句话来说,辽东半岛是清朝的龙兴之地,就是清朝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怎么兴旺起来的?它的根据地就在辽东,那么清朝政府把当年发展壮大的根据地都割让给日本人了,这个中国人也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
我记得当年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参加了一本书,叫《近代诗选》的编辑工作,那么研究甲午战争的时候碰到一本书,叫什么呢?叫《普天忠愤集》普天是普天之下,四海之内这个叫普天,忠是忠心耿耿,愤是愤怒。这个集子里面所搜的诗,都是表现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表现对中国失败以后的这种耻辱和愤怒,所以叫《普天忠愤集》。所以当年日本人给我们留下的这种震动,这种刺激或者说这种耻辱感,现在还印在我们很多中国人的心头,但是我们老是停留在悲情里边,老是停留在愤怒耻辱里面这个也不行啊!所以大学问提出来要走出历史悲情意识,我很赞成,走出来干什么?也就是我今天想讲的,我们要建设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要建立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那么要建设一个现代文明社会,要建设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条件,那么我今天呢只想讲四个方面。
建设现代文明要反对黩武主义
第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永远坚持和平外交。刚才主持人谈到网上有比较多的舆论,认为中日之间一定要打一仗,而且这一仗要打下来,我们干脆踏平日本三岛。有的网民不仅主张要踏平日本三岛,而且最好是远征到太平洋的那边去,把这个纽约、华盛顿也把它踏平了。我个人不赞成这种主张,我提出这么九个字,第一个三个字是不怕战,就是我们不怕打仗,我们不怕跟外来侵略者,日本侵略者,其他的侵略者打一仗,第一是不怕战。第二我们也不挑战,我们绝不主动的挑起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绝不主张主动地来挑起一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不怕战,不挑战。不求战,我们也不去追求打仗,什么意思呢?我想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毛泽东讲过一段话,毛泽东说“战争是一个可怕的怪物,我们人类总有一天要把这个怪物消灭”,习近平总书记不久之前也刚刚讲过要反对“黩武主义”,黩武主义就是好喜欢打仗,专门打仗。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建设一个现代文明国家,还是要坚持和平共处的方针,坚持和平外交,这是第一点。
以日本为鉴,不排斥西学,警惕国粹主义
第二点呢,我建议我们要永远坚持批判继承的文化方针,我们许多研究日本史的朋友、学者都知道,日本本来也是一个被西方侵略欺负的国家,后来搞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以后提出四个字的文化方针,哪四个字?脱亚入欧,脱是摆脱,把亚洲原来那一套摆脱了,把它扔开了这叫脱亚,那么把原来亚洲的那一套摆脱以后干嘛呢?入欧,进入欧洲,就是要吸收,把西方的欧洲的那一套拿过来。应该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摆脱被侵略、被欺负的命运,成了一个新兴的强国,跟它在文化上采取了这种脱亚入欧的方针很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当时的西方比日本先进,比我们中国也先进,毛泽东曾经讲过,鸦片战争以后,当时的中国人要向西方找寻救国真理,因此产生了林则徐、洪秀全、孙中山等等,一大批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人。日本当年也是这样,也是产生了一批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人物,所以日本发展起来了,兴旺起来了,强大起来了。
但是今天看来,日本的脱亚入欧这个政策还是有问题的,把原来日本的思想文化里封建的东西丢掉是正确的,但是日本人是不是把所有应该丢掉的封建的、落后的东西,都丢掉了呢?没有,例如天皇制,天皇拥有崇高的地位,拥有巨大的权力,这个日本人没丢,作为日本人的思想支柱,武士道精神这个没有丢。所以后来这些东西发展起来了,日本成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在明治维新以后,在甲午战争前后,一方面日本有一种西化思潮,大家跟西方学,模仿西方,在这个同时,日本产生了一个跟西化思潮相对立的思潮,叫国粹主义思潮,那么这一部分人以当时的一位学者叫志贺重昂为代表,以他们办的日本人杂志为代表,这一派主张要保留日本的国粹,要把日本的思想、历史、文化的精华保存下来,所以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甲午战争前后,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思潮,西化思潮和国粹主义思潮。
这种情况跟我们中国现在跟五四以后的中国有点想象,五四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都有一种学习西方、模仿西方这种思潮,同时也有一种思潮叫国粹主义思潮,中国的国粹主义思潮在辛亥革命之前就产生了,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章太炎、刘师培这些人。那么最近这一两年,在中国呼吁继承传统文化的这种声音突然强大起来了。
毛泽东早就讲过,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继承的是它的民主性的精华,丢掉的应该抛弃的,应该批判的是它封建性的糟粕,我们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一直到毛泽东这个传统,优良部分我们应该珍惜,要继承,但是这个不意味着我们是全盘继承,中国文化里面有许多宝贵的东西,但是也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必须要批判,必须要丢掉的。例如皇权专制主义,这个在中国是2000多年的一个传统,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位,皇帝总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一切方面,皇帝一个人说了算,这个传统我想应该毫不可惜的丢掉,又例如等级特权思想,这个也应该毫不可惜的丢掉,所以对于传统文化,绝对不可以全盘继承,认为传统文化全是好的,没有任何糟粕。
对西方文化我觉得同样也应该是一个有分析、有批判的态度,这些年我觉得我们有一些舆论是不正常的,把传统文化说的好上加好完美无缺,把西方文化说的是“毒药”,没有任何好的地方,我就想不太通。孔夫子的东西、孟夫子的东西,我们要继承,但是我们有的人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是怎么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第一马克思主义本身是西方文化,是德国马克思、英国的恩格斯创造的,它本身是西方文化,那么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黑格尔的辩证法,英国的政治经济学,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它就是西方文化的来源,既然当年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可以从西方文化里边吸收它的精华,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我们要把西方文化排除在外呢?
前一段时期我们搞了一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我们有的学者大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价值,这个当然是对的。但是我想不通的是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里边,还有几个价值,民主啊、自由啊、平等啊,这些是哪来的?我们的理论讲不出来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自由也好、平等也好、民主也好都是西方文化,都是西方的启蒙主义文化,都是西方批判封建社会主义,评判传统中世纪以后的新文化,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勇于承认,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里边,即有传统文化的优良部分,也有西方文化的优良部分,我们不能够把西方文化的优良部分排除在外,我们应该有勇气吸收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让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这是我的第二个想法。
肯定李鸿章,不是历史虚无主义
第三个想法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永远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研究无禁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个是毛泽东在上一个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我认为这八个字是发展文化艺术,发展科学的正确方针,我们应该永远坚持、永远继承、永远发展。但是我很遗憾,这些年来,好像在舆论界,在我们的媒体上,不大听得见或者很少听得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八个字,我们听的比较多的是亮剑,听到的是意识形态领域里面要不断的斗争。
我想抛弃百家争鸣,抛弃百花齐放的方针绝对是错误的,绝对不利于科学的发展,绝对不利于文化的发展,艺术的发展。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上台以后,也在用不同的词语,用不同的方式,在强调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前一段时期,习近平同志到欧洲去访问,在中法建交50周年的会上,习近平同志讲了两句话,叫什么呢?叫“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今天没有带PPT,大家听起来可能有点困难,我稍微解释一下,万物,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物,动物、植物,各种各样的生物;并育,同时存在,同时培养,同时发展,叫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万物之间并不互相残害,不是我杀你或者是你杀我,这个追求的是一种自然界和谐。下面一句话呢叫道,道理的道,并行就是各种各样的主义,各种各样的思想,各种各样的理论这个叫道,并行同时发展,而不相悖,悖是互相冲突、互相批判、互相否定。那么这两句话本来是中国古代的儒家典籍《中庸》里面讲的两句话,叫“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那么习近平在法国的时候高度肯定这两句话,我以为这两句话实际上也是在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还要继续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
现在学术领域里边正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了不应该否定的东西,历史虚无主义应该批判,但是不能够把历史虚无主义扩大化,把任何思想、主张、学术特别是历史学里的各种观点,都把它说成是历史虚无主义。在座的雷颐教授是研究李鸿章的,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之前提出了八个字的口号,叫“外须和戎”,就是中国对外,要对外国人采取和平的方针,融是外国人,所以中国对外要和外国,要和列强和平相处,“内须变法”中国对内部应该要改革、要变法。
在我看来,这个雷颐教授等一会儿可以发表意见,我认为李鸿章这八个字,虽然有局限、有缺点,但是总的来说是正确的,就是对外国、对列强我们要和平共处,对内我们讲要改革、要讲变法。但是我们前一段时期,就在这里批判李鸿章的思想,认为李鸿章妥协、投降、卖国贼,认为肯定李鸿章这个思想的人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把历史虚无主义扩大化,把学术界的不同观点轻易的扣上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实际上堵塞了百家争鸣的道路。
公权要限制,民权要保障
我想讲的第四点就是要建设现代文明,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永远坚持民主和法治,换句话说就是要永远树立宪法的权威。习近平同志在前一段时期,在纪念八二宪法制定的一次会议上,曾经很明确的讲过,要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任何政党、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要在宪法的范围下面活动,习近平同志还有著名的一句话,叫“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什么叫把权力关在笼子里?我想就是把权力关在宪法这个笼子里边,宪法的核心我个人感觉,我个人这样看,体现在十个字上,哪十个字?“公权要限制,民权要保障”。什么叫公权?国家的权力、政党的权力这个叫公权,什么叫民权?老百姓的权利,也叫自由的权利,集会的权利,选举权、被选举权以至于游行示威的权,这个叫民权。
八二宪法以及我们1949年以后,多次修改的宪法,我觉得核心就是要限制公权保障民权。公权本来就是强大的,有军队、有政府、有法院、有警察,公权本来就是强大的,如果公权不加以限制的话,如果听任公权泛滥,公权失控的话那是很危险的。
在座的诸位我想都可能比较年轻,如果你们想起文化大革命,想起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反右运动,反右倾运动等等,那么你就会知道这个公权失控,公权泛滥之后那种非常可怕的、非常危险的局面。所以有宪法首先要限制公权,要把公权关在笼子里面,要把公权关在宪法的这个笼子里面。民权要保障,老百姓的权利要保障,因为本来老百姓就是弱小的,本来老百姓就是权利很小的。
所以我说公权要限制,民权要保障,如果公权不加以限制,那是一种很危险的、可怕的局面,如果民权不保障的话,那么我想第一、政府失去监督,没有人监督政府了,如果民权不保障的话,错误就不能纠正,执政党的错误、政府的错误无从纠正,贪腐就无法制止而且冤案就不可能平反。如果再危言耸听的一句话来说,那么文革的错误就可能重犯,我们如果回忆改革开放以前的情况,由于民权得不到保障,所以我们打了50多万右派,打了300多万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到了文革大量的干部被打成走资派,为什么?就是公权膨胀,民权没有基本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