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面临变局:亲情强度不如WiFi

           中国家庭面临变局:亲情强度不如WiFi

编者按 作为“社会细胞”的中国家庭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宛如这几十年来在经济改革大潮中急遽变化的中国社会。最近，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在世界家庭峰会上表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调整使我国家庭的规模、结构、形式、功能等都发生明显变化，家庭发展面临一定挑战。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人口发展领域的巨大变革及经济发展，中国家庭呈现出五大变化：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核心化、家庭类型多样化、家庭关系松散化、家庭功能有所弱化。相对固定聚居的大家庭形态趋于解体，越来越多的新家庭形态出现，由此也带来了不同的新人群：独生子女、失独父母、丁克族、单亲母亲、单亲子女、不婚族。这些新家庭形态也出现不同于以往的各种新观念，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价值观冲突明显，家庭代际呈现新的对话、磨合。

在当今中国，社会流动性大造成一方面家庭成员的自由度变大，另一方面家庭关系松动、缺失，家庭这个社会细胞的稳定性令人担忧。无数从农村流动向城市的人，无数行走在国内海外之间的人，造就这些词汇：漂一代、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空巢老人等等。即使在表面上仍然保持稳固形态的家庭内部，互联网对家庭成员交流模式的冲击也无处不在，家庭财富增加带来的经济理性更在悄然取代传统的家庭价值。

流动的时代，网络的时代，财富的时代，这些都是与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中国格格不入的事实，而它们已经到来且不断加速前进，摇晃着、“拆迁”着建立在传统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家庭大厦，使之渐渐面目全非。被裹挟着前进的我们，是否还能认识家庭的含义，把握家庭的命运，重建家庭的价值？

毕竟，我们都是家的儿女，无论如何我们的内心都需要珍藏一份对家庭温暖的认同与向往，这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稳定所系。或许，我们需要回到家庭故事中那些熟悉的场景，咀嚼那些早已司空见惯的变化，从中去寻找、把握中国家庭的未来。

流动时代，亲情在流失

家“漂”在中国大地上

 随着“80后”一代逐渐进入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而立之年，他们的父母开始加入“漂一族”行列。本该安享晚年，却为帮儿分忧，照顾孙辈，不远千里“漂”至陌生大城市，为儿养儿。语言不通、文化差异、情感孤独，最痛心是儿女的不理解，每天念叨“恨不得立刻离开”。“老漂族”的日益庞大成为大城市里的一道风景。

 清晨6点多天蒙蒙亮，在安徽省合肥市南郡明珠小区内，59岁的肖金枝在给儿子媳妇做早餐，然后叫醒5岁的小孙女，帮助穿衣喂饭后，坐20分钟的公交车送去幼儿园，这便是她一天洗衣打扫、带孩子的异乡生活的开始。

为了照顾孙女，肖阿姨和老伴从安庆潜山县来到合肥市已有5年，对于家乡的思念却越来越浓，“看见路上有人说安庆话，就想凑上去聊两句，经常会梦见家乡的人和事。但儿子儿媳工作忙，我们走不开啊”。

许多老一代打工者仍在坚持。58岁的熊邦明来自重庆北碚区东阳镇，给重庆一家花木公司打工已经有10年时间，老伴也和他一起住在这里。他指着住着的简易板房对记者说，这是公司花3万多元在桥洞里给工人建的。每户一个屋子，他的屋子紧靠着洞口，可以看到外面的江边。

家里的大米、蔬菜堆在床侧，灰白的水泥墙、昏黄的灯光，除了床边挂着的几件衣服，屋里没有鲜艳的颜色。

 熊邦明已经连续3年没有回家过年了，他有一个25岁的儿子，在广东当厨师。他说，老家有4间房子，还有1亩多地，现在都给兄弟们照看了。城里的生活累一点，但还是挺好的。晚上5点半下班，吃完饭就去散散步。

熊邦明说，自己还没有想过回家，现在干活挣钱，等老了干不动了再回家种田。记者问他还打算干几年，他沉默了一会儿说：“10年。”

留守空巢与追逐自由

12岁的王冰，在河南省驻马店市平舆县一所寄宿制学校读书。自从去年4月份匆匆见过爸爸一眼后，王冰已经快一年没有见到父母了。王冰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在山东打工，家里只有他和奶奶。平舆县是劳动力输出大县，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导致留守儿童数量激增。

去年4月份，奶奶突然发病倒在地上，把12岁的王冰吓得大哭，幸亏周围邻居帮忙，才将奶奶送到县城医院抢救治疗。第二天，王冰抱着急忙从山东赶回来的爸爸大哭了很久，央求爸爸不要再出去打工了。“我不想让爸爸再出去了，我害怕奶奶再病了。”王冰说，“我也想像家在县城的同学一样，放学就能回家和爸爸妈妈奶奶一起吃饭。”

除了农村留守者外，城市留守者也不鲜见。“现在不是常说'剩男剩女'吗？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都是'剩爸剩妈'了。”刚刚从浙江某政府机关退休的刘丽娅告诉半月谈记者，自从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老两口就被“剩”下了。

“孩子不在家，老公工作常常外出，很多时候就我一个人在家里发呆，不知道该干什么。”刘丽娅告诉记者，为了关注孩子的一举一动，她开始聊QQ，甚至患上了网络依赖症。

 而子女们似乎对此有不同见解。刚从山东青岛转职到浙江杭州生活的刘嘉宾坦言，自己一个人过，还挺自由的。“在青岛的时候跟父母一起住，父亲是单位领导，总拿他的那一套训人，经常发生意见冲突。现在偶尔打电话回家，父亲倒反而会认真听我在说什么了。我觉得这样的距离感挺好。”

 对传统家庭说“不”的年轻人

在城市，新家庭形态越来越多，同时也正从开始的“异类”变成普通人可以直面、理解的范畴。在很多“80后”“90后”眼中，夫妻或者家庭可以直接被朋友、工作所取代，当下的年轻人更注重个人的体验和感受。“现代人受传统家庭观念的束缚已经越来越少了。”

32岁的赵晗（化名）是一名“不婚族”。“父母总是认为要传宗接代，但如今离婚率高企，结婚并不代表就能幸福，真正的幸福还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多年来，对于父母的各种“相亲”“逼婚”，甚至要“断绝父子关系”，赵晗无不一一将其拒绝，“现在父母开始尊重我的选择”。

现代社会中，个人是家族的延续的概念正在淡化。已经35岁的辛洁和老公已经结婚9年了，但两人至今还没要孩子，反倒养了两只猫一条狗，小日子过得十分惬意。辛洁说：“我们是决定好了要做丁克的，家里人开始也反对，但这终究还是我们的事情，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可能是我们两个都不太喜欢小孩子吧。其实这大概就是所谓价值观的差别，不过我觉得这并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关键还在于自己愿意过什么样的生活。”

失独父母的新家庭

68岁的熊淑萍起了个大早，匆匆赶去社区的会所。熊淑萍是星缘联谊会的会长，每周二是固定的文艺活动日。“星缘联谊会”是重庆市沙坪坝区为关怀“失独父母”群体，而专门组织成立的一个民间团体，引导“失独父母”走出失去子女的悲痛，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

 7点刚过，几位擅长厨艺的会员就开始忙活起来。9点刚过，会员们陆续来到会所，还特意穿上了专门的演出服装，开始载歌载舞。会员们脸上都挂着笑，彼此之间熟稔地打招呼、开玩笑，没人看得出来他们都是失去独生孩子的父母。然而，他们的内心，也只有相互倾诉时才能获得一丝丝的慰藉。

熊淑萍也是一名失独母亲。13年前，年仅28岁的儿子因为发生意外离开人世，只剩下她和身患肾病的老伴相依为命。整整10年，熊淑萍常常梦见儿子，无法从丧子的悲痛中走出来，也拒绝和外人交流。“在星缘会，我们都是有同样经历的人，相信自己的孩子去世后变成天上的星星看着我们，我们得为了孩子好好活下去。”她说。

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很多“失独父母”曾经只能默默地独自舔舐自己内心的伤口。重庆星缘联谊会、武汉连心家园联谊会和上海星星港的“抱团取暖”模式逐渐获得越来越多“失独父母”的认可。

 熊淑萍说，联谊会定期有活动和聚会，大家都是同样的失独父母，伤心的事可以说，开心的事更可以说。尤其是逢年过节，大家聚在一起，唱歌跳舞，而不是独自在家对着孩子的照片流泪，这样才能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和热情。“日子总要过下去，孩子不在了，我们更要替孩子好好活着。”她说。（记者 张莺 张紫赟 刘巍巍 张琴）

电脑、手机、ipad上的便捷交流或浓或淡，带着温度，遥远触手可及，距离变出韵味。新技术、新兴社交媒介正在快速“侵入”日常生活，沉浸其中的一代人获得快速而海量的信息，产生了不同于家长的思维。而在亲情的另一头，家长们也在家庭关系的嬗变中，主动或被动地接受、适应各种新兴媒介。

“网络家书”里的笑与泪

对“80后”女孩章燕而言，隔三差五和老家人视频通话成了最重要的精神享受。她虽在广西南宁结婚安家，但对河南老家父母兄妹的思念日益强烈--“可能这是远嫁女的心理补偿吧”。

2010年，弟弟结婚，章燕在河南农村的家里也安了电脑。随着小侄子的出生，娘家的喜怒哀乐也牵引着章燕的神经。从那一年起，三五天一次的QQ视频通话渐渐成了章燕的生活习惯。

通过视频看到家里的一些琐事，作为长女的章燕难免“发表意见”，包括父母、弟妹照顾教育小侄子的方式等。令章燕苦恼的是，视频虽然有声有像，但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面对面交流，几个回合下来她甚至与家人产生了不大不小的矛盾。她明白，这本质上是她这个基本脱离了农村生活的大学生与家中亲人“农民式”生活的矛盾与差异。

章燕的朋友夏玲去年底刚生了孩子，这个来自湖北、住在南宁的年轻妈妈更是把微信功能发挥到极致。从怀孕开始她就建了一个家庭微信群，拉进表弟、表妹等一众亲戚的微信，在里面分享生活的点滴。孩子降生，新生命早已通过网络给远在湖北的亲人们带去无尽欢乐。

 新媒介改变“单向度”家庭模式

“我妈天天发朋友圈，不是心灵鸡汤就是名言警句，有时候还卖个萌发个自拍啥的，潮爆了。”在北京求学的大学生吴莎告诉记者，她妈妈现在很少给她打电话，基本都在用微信联系。

吴莎的妈妈刘丽萍在河南某电视台工作，以前并不乐于接触新生事物。“我以前很少玩电脑，回到家也就看看电视读读书。自从姑娘到外地读大学，为了和她视频聊天才开始玩起电脑，接触多了就有了兴趣，现在啥新鲜就玩啥。”刘丽萍说。

吴莎说自从妈妈“潮”起来，母女两个人的关系拉得更紧了。“以前不好意思当面说的，现在在微信上都能聊得开。”吴莎感觉到接触了新媒体的老妈更能理解她的想法。“原来的亲情又加上了一层友情，一家人更亲了。”吴莎说。

“以前我特别看不惯姑娘说话没头没尾，做事大大咧咧的，没个女孩子样儿，经常批评她。后来有一次在微信上看到一篇文章讲'女汉子'，突然就想明白了。社会在变，人也在变，再拿老眼光老标准看人看事才是老古董。”刘丽萍说。

莫让新兴社交媒体催生“家庭沉默症”

与在一些家庭起到顺畅沟通作用不同，新兴社交媒体对另一些家庭的成员感情沟通客观上形成“阻力”。

在合肥市民晓莉（化名）看来，如今形形色色的电子产品已经严重“入侵”家庭。晚饭过后，晓莉的爱人就在画面闪烁的电脑前专注“战斗游戏”。在卧室床头的地上，一个插满手机、ipad等各式充电器的插座板特别引人注目。不一会，晓莉4岁的儿子抱着ipad来到房间，径直走向床头的插座板，动作娴熟地给设备冲上电，趴在床上又继续沉浸在“电子世界”里。

“每天晚饭后几乎都是这番场景，下班回家以后除了在一起吃饭外交流都不多，大家都在各干各的事情。老人爱看电视，做晚辈的不能阻挡；老公爱打游戏，我说了也没用；儿子还小，不给玩就闹，回家感觉比在单位还冷清。”她苦笑着说。

“现在孩子们回家，进门第一件事，可能不是互相问候，而是问家里的WiFi密码是多少。”65岁的杭州市民、退休职工关美华说，为此，她和老伴商量，马年春节前特地装了个带宽4M的路由器，“时代不一样了，还是自己主动适应下一代吧”。

 母亲的这一举动反而让儿子张子浩羞愧不已。“现在很多家庭里，亲情'信号'的强度远不如一个WiFi信号。”张子浩告诉记者，以前，为了躲避长辈们唠叨，回家大部分时间也是低头看手机、玩ipad，找到WiFi信号就像找到了组织。

“其实，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亲情也是一个无线网络，吸引着家庭成员聚集在一起。”他希望通过自身的遭遇，提醒和他一样被新兴社交媒介深深影响的年轻人：晚年的父母，希望的不过是和子女好好聚一下，这就是最大的满足。“多陪父母，不要让WiFi代替了亲情。”

家庭迎来自由与隔阂并存的信息时代

儿子放假回家让江苏徐州市民刘玲玲很高兴，但一天到晚不是对着电脑就是对着手机的儿子又让她很郁闷。“大概这就是新形式的代沟吧。”刘玲玲苦笑着说，她努力和儿子沟通，但得到的却是不多的回应。“其实我也在玩微信，在上QQ，但是感觉我和儿子关注的东西还是有所不同。有点不得不承认，我有点接受不了他喜欢的，他对我关注的也没什么兴趣。”

“90后”的天宇（化名）说，这种隔阂真怪不到网络或者手机上去，可能只是一种放大效应。代沟一直都有，年轻人和老人想的东西永远不一样，换句话说，爸妈他们年轻时何尝不和我们现在一样活跃，只是手机和网络这些技术的发达，让我们的眼界更开阔，思想更开放，人际关系距离更短。不过，这些新媒介的海量信息涌入确实占据了我们大量时间，才让这种代沟、隔阂更明显。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李建刚认为，过去20年间全球传媒业与通信业的创新发展，让家庭与智能化的通信电子产品联系愈加紧密，新通信技术正在重塑社会关系与家庭结构。对应的负面评价并不鲜见，如离婚率快速上升，家庭关系不稳定，恋人关系很脆弱，婚姻与家庭内部的关系“配重”开始下降。

 但不得不承认，个体在社交媒体环境下有了更多选择。“无处不在的通信方式造成了无处不在的关系与生活状态，技术在社会背后的隐形架构使得人们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李建刚说，在信息化社会，家庭作为基本社会单元的功能正在减弱，人们开始强调人际关系中个人的需要。现在，几乎处于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开始了独自生活，而信息技术和社交媒体笼罩着人们，并不断增强他们独自生活的能力。（记者 谢樱 王大千 段菁菁 张莺）

财富时代，价值被考验

 家庭是什么？家庭是社会由古及今的生产、消费和生活单位，也是人一生最有影响的团队归属。它除了血缘、亲情外，更有日常琐事的牵绊和柴米油盐的需求。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着所有领域，家庭也不例外，家庭成员的关系、家庭的核心价值都遭受冲击。具体到当前城镇化、市场化进程中，快速增加的财产、收入更使家庭关系经受考验。面对经济“显微镜”检视，我们的家庭该何去何从？

 被“拆迁”的亲情

 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老城区、城乡接合部拆迁频繁，可很多拆迁的背后，被拆迁的不只是老宅子，还有血肉亲情。

刘亚辉家未拆迁之前，住在河北衡水的老城区。他爷爷有三个儿子，父亲是老三，大伯年轻的时候就去外地了，二伯则跟父亲走得很近。

 刘亚辉说，爷爷在几年前已经过世了。去年上半年河东老城区拆迁，拆到了他家的老宅子。因为他家的老宅子临河又临路，门前的那块空地被开发商勘测以后算作三间房子，补偿了将近100万元。二婶和二伯听说了此事，认为家里门前的那片空地归属权不明晰，爷爷过世，大伯跟家里不联系，父亲理应和他们家平分这笔补偿款。

二伯和二婶因为此事来家里闹了很多次，后来他的父母不堪忍受，便将这三间门前空地的补偿款和二伯家平分了。50万元，换来的却是亲兄弟的老死不相往来，即使出门遇到，也装作不认识。

经济理性侵蚀家庭核心价值

在河南郑州市某村庄，近两三年来的拆迁分红彻底改变了那里农民的生活。由于不成文的规定“村里外嫁女不享受分红，新娶的媳妇和新生的下一代都可享受”，直接导致这个村庄大量适婚女性不结婚，而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的男丁则早早娶妻生子。闲谈中，不少村民反映，财富的增加改变了当地人们的道德观，甚至“养外房”等一些有违法规、伦理的事情也会被视作“有能力”而不被指责。

小敏（化名）是一位全职家庭主妇，她的丈夫是某银行的中层管理人员，收入很高。但到底收入有多少，小敏也不知道，丈夫每个月给她5000元的家用开销。小敏以前上班的时候，丈夫也从来不做一点家务，连吃饭也要抽好筷子、盛好饭给他。家里的地上有一张废纸，他也不会弯下腰捡一下。家中的事情，几乎都是丈夫说了算。

对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资深心理咨询与治疗师彭国球认为，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收入来源趋于多元化，在一些家庭，成员之间收入变得更加私密，特别在许多再婚家庭，夫妻收入已成为个人隐私。与此同时，很多家庭成员为了金钱四处奔波，忽视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使得家庭关系逐渐淡化，家庭也因此失去往日的温馨与和睦。

“爱情是婚姻的基础”，这一直是广大青年对待婚姻与爱情的态度。但在当前，这个观念却受到了市场价值观念的严重挑战。

 “人们在婚姻选择中越来越看重对方的经济实力，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把爱情与婚姻分离，为婚姻和未来家庭的不稳定埋下了隐患。”中南大学社会学教授李斌说。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副教授邵晓莹表示，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经济理性这一概念也越来越多进入家庭领域，并在某种程度上消解着原有的家庭理念和价值观。具体而言，在城市表现为家庭赡养纠纷和房产纠纷增多，造成亲人反目事件频发。

虽然这种矛盾大幅增加原因很多，和住房制度改革、房价物价飞涨、普通居民收入相对增长缓慢、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有直接关系，但自我中心主义的滋生、对金钱的过分追逐、对家庭核心价值观认同的丧失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而能坚守家庭核心价值观，也是部分家庭能够在经济理性入侵时仍保持和睦的主要原因。

应对经济话语权之变，增强家庭可持续发展能力

 刚结婚的合肥市某小学语文教师小聂谈起自己的小家时，语气里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幸福：“在自己的小家，生活习惯上很自由。晚睡晚起，也没有父母在耳边念叨了。”

小聂告诉记者：“目前家里就我们两人，人际关系很单纯，因此家庭氛围很轻松愉悦。工作以后，经济上的独立也让自己更加自由。”

 小聂和丈夫都不是独生子女，比起有众多兄弟姐妹的父辈，她觉得两代人有很大不同：“有时也有点羡慕父辈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我妈妈和她的兄弟姐妹之间都相互帮助，很亲热。遇到事情也大家一起商量，有关儿女开心的事情也一起分享。但是我们这一辈，兄弟姐妹较少，不论是亲兄弟姐妹还是表亲兄弟姐妹，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个人发展，关系相对而言比较疏远。”

 李斌说，在过去，长辈握有经济大权，是一家之主，同时拥有家庭管理权、教育权、分配权等权力。由于现代社会的快速变迁，子女对父母的依赖性逐渐减弱。甚至有不少子女的收入、财产都远超自己的父母，这些都让父母在家庭中的话语权大大削弱。

广西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周可达认为，代际正在发生经济话语权的转移，直接带来家庭功能的转变。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现代社会中契约化的人际关系极大地冲击着以传统的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关系，使代际关系中原有的相互平衡的抚养和赡养关系被打破。传统的代际间的社会契约和权利义务链条遭到破坏，这会造成家庭的代际关系紧张和养老困境，传统养老文化迅速流失，传统家庭架构也逐渐消解。

针对家庭成员间相互支持力度减弱，家庭的婚姻、生育、养老等传统功能有所弱化，抵御风险的能力下降的现实，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在前不久召开的世界家庭峰会上介绍说，我国政府正加大对孤儿监护人家庭、老年人家庭、残疾人家庭、留守家庭、流动家庭、受灾家庭和其他特殊困难家庭的扶持力度，将城镇困难居民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助范围，在农村建立政府投入为主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探索以社区为载体的家庭服务体系，倡导婚姻自由平等、社会性别平等的观念。（记者 宋晓东 张紫赟 刘巍巍 闫祥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