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全面深化改革遏制靠权力发财

吴敬琏：全面深化改革遏制靠权力发财

6月11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家吴敬琏发表“新历史起点，新改革征程”的主题演讲。凤凰网大学问发表演讲内容，与广大读者分享。

吴敬琏认为，1984年是全面改革的历史起点。中国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中国仍然是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体制，甚至有演化成权贵资本主义的风险。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2014年迎来了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吴敬琏认为，目前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意识形态的阻碍、特殊既得利益的阻力以及旧体制和粗放发展方式积累起来的矛盾和困难。

就如何深化改革，吴敬琏指出正确的方针就是在保持国民经济不至于发生系统性危机，不至于崩盘的条件下，着力推进改革，只有改革才能提高效率，从根本上解决碰到的困难。在新的改革征程中，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毫不动摇地捍卫改革开放伟大旗帜的政治决心和魄力，以及高度的专业素养和运作艺术攻坚克难。

吴敬琏：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著有《转轨中国》等。

以下为演讲内容精编：　　

旧体制不改会导致权贵资本主义

首先我们要回忆一下20世纪改革所取得的成就，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决定，从此就开始全面改革。中间经过八十年代后期一个曲折，到了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这轮改革，使得我们在二十世纪的末期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筑了一个更高的历史平台，迎来了中国经济的崛起。

但是这仍然遗留了许多旧体制的因素，所谓旧体制我们通常把它叫做计划经济，实际上它并不是原来我们所理解的经过计划进行资源配置，它的特点是保留着原来的行政手段干预，所以准确的说它还不能叫做计划经济，人们通常把它叫做命令经济，或者叫统制经济，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半市场经济。所谓统制经济遗留下两个特点，一个是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另一个特点就是政府对经济活动有多方面的干预，这样就抑制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能够起的作用。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议，这个决议说我们的经济发展仍然存在许多体制性的障碍，所以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来消除这种障碍。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如今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全面深化改革，从一个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向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型，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

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是一种过渡型经济，既有过去的经济制度因素，又有未来的经济制度因素，存在此消彼长的问题。于是它就存在两种可能的前途，一种前途就是旧体制的统制经济的遗产逐渐被消除。政府从微观经济领域退出，去做它应该做的事情，提供公共服务的平台。那么经济体制就会逐渐完善起来，就越来越接近于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或者以法治支撑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性，旧体制的残余变得越来越猖獗，就会造成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叫做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在中国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道路，因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和政治文化背景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会变成权贵资本主义。　　

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消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完善。但是经过这十年，回头看这个决议执行得不好。大多数人认为主要原因是人们陶醉于21世纪初取得的改革成就，觉得没有必要再进行改革，因为要继续改革就要舍弃旧东西，影响到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于是，就出现了改革的停顿，甚至在有些领域出现了倒退。所谓倒退就是说原来由市场起作用的领域被政府代替了。这样一来，旧经济因素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强化了，原来存在的两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一个问题是增长模式，或者叫做经济发展模式。1995年制定的第9个五年计划，要求从粗放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靠提高效率，靠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模式转变。但是因为存在体制性障碍，这个始终没能成功转型，而粗放的经济经济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各种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从微观经济来说就是资源匮乏变得越来越严重，环境破坏变得越来越严重。从宏观经济来说，就是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率变得越来越高，蕴藏着系统性经济危机的风险。

另一个问题就是腐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因为有双重的体制、双重的价格，一部分价格是行政权力控制的，一部分价格是市场决定的，于是有权力背景的人利用这种双轨制寻租，叫做官倒现象。到了二十一世纪，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这种腐败的现象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强化。比如城市化加速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在目前的土地产权制度下，就使政府掌握了规模非常大的资源。利用土地出让和土地抵押取得的资金掌握在政府手里，这个寻租的制度基础就变得非常大。

政府加强了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管控，腐败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因为权力有价，所以发展出买官卖官的现象，腐败侵入到党政军的躯体之中，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满。

十八大做出决定，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这个决定要求通过十六个方面的336项改革，在2020年以前建立起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样我们在今年就迎来了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那么，我们要做些什么事呢？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济改革要达到的目标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就是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336项的大部分都是环绕这个任务做出的，这一句话里面实际上有五个概念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场体系。政府配置资源是用两个系统构建组织框架，一个系统是所谓条条，按行业的，另外一个系统是按块块的，按地区，这个一体化的市场，实际上是被条条块块所切断了的碎片化的市场。我们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市场的规模越大，效率就越高。所以要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形成统一市场，但是中国的市场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要求。要建立统一市场，就要消除这种条块的分割。

第二，它是开放的，我们现在的市场不是对所有市场主体开放的，是分等级的，有所谓的国企和集体企业享受政策支持，民企往往被看成异类。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对所有市场主题平等对待、一体开放的市场，他们能够平等地获取生产要素。

第三，就是竞争性，竞争性是市场的灵魂，但因为行政权力的干预，各种各样有行政背景的垄断出现，这个市场就缺乏竞争性，和权力的关系不同，在市场中不同主体的力量就不同，尤其是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更严重，所以要建立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体系。

第四，因为有各种权力的干预，中国的市场是无序的。经常是红头文件治国，而不是根据法律在统一规则的基础上进行竞争。所谓有序的市场就是说市场体系是建立在规则基础和法治基础上。

最后一条，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还要进行其他各项改革。比如说建立法治，司法公正，审判独立，这些都跟建立这样一个市场有关。如果这些改革能够顺利，那么在2020年以前就能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

克服意识形态和特殊既得利益的障碍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非常好，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个决议通过以后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我们现在走上了一个新的改革征程，有很多艰难险阻需要克服，这些阻碍大概主要是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来自意识形态的障碍，因为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是从苏联学来的经济体制，而反映这套经济社会体制的意识形态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至今没有经过认真地清理。虽然这种影响在逐渐地消退，仍有一些人因为物质利益上的原因，打这个旗号。

当然这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第二点，就是特殊的既得利益。应该说改革30多年来，确实有人在新的体制下靠他的努力获得利益，不管是勤于劳动还是善于经营，这种利益并不会造成进一步改革的障碍。但也有一部分人是靠权力取得利益，发财致富，我把它叫做特殊的既得利益，它肯定会变成进一步改革的障碍。

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权力正是他们发财致富的基础，或者说是他们的通灵宝玉，自然是不愿意放弃的。二十一世纪以来，他们的势力也变得非常强大，这就使得我们的进一步改革，一定会碰到这种特殊既得利益的阻力。

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一些实际的矛盾和困难。因为中国经济在带病的体制下运作了很多年，所以就积累起了一系列的矛盾，造成了现在经济发展和进一步改革的困难。　

第一就是因为粗放的增长方式，大量的耗费资源，造成了资源严重的短缺，现在很多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进口依存度都变得非常高。另外因为这种粗放的增长模式，高耗能也造成了高污染，使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化，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空气和水都出了问题。

第二个就是需求乏力，一方面我们的货币流通总量过大，2001年货币流通总量才十几万亿，现在却超过110万亿。但在很多市场环节上都表现为需求不足，经济增速下降。

第三个就是产能过剩，企业经营困难，政府大量投资的结果造成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大量投资造成了产能增长更快，另一方面投资率太高，消费率就太低，所以最终需求不足。现在主要的产品几乎找不到没有产能不过剩的了。比如唐山钢铁的生产能力超过了欧洲各国的总量，但是销不掉。所以钢厂普遍变得亏损，造成国营企业负债和地方政府负债。这个负债率根据去年的统计，国民的资产负债表或者叫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率就超过了GDP的200%，一般认为这是一个警戒线。所以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它会造成整个市场系统的崩溃。

所以现在有两种主要意见，一种意见说应该采取救市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认为不宜采取像2009年的强刺激政策。因为2009年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到现在还没能消化。如果是靠投资来拉动增长的话，投资的回报一定是递减的。从2009年、2012年、2013年的刺激政策效果看，它确实是衰减的。尽管如此，最近这几个星期主张采取刺激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了。

要解决这些困境，一方面要有很高的专业素养，同时还要有巧妙的运作艺术。我们现在跟1984年和1994年的改革不一样。1984年时，因为整个命令经济处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只要采取一点改革措施，它就马上能解放人们的创造力，提高人们的积极性。我们现在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市场经济体系，所以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而且不断有新的东西出现。比如影子银行、网络金融等问题，这都需要有很高的专业素养，因为矛盾错综复杂，纠结在一起，所以你还是要有艺术，不可能四面出击，而且要能够研究出问题本质是什么，重点在什么地方，要很快地形成一个制度和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总之我们要在新的政策上能够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就需要攻坚克难，我想十八大那两句话说得很好，就是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来全面深化改革。那什么是政治勇气，就是要毫不动摇地捍卫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要克服来自意识形态的障碍，克服来自既得利益的障碍，讲政治智慧。

着力推进改革防止系统性经济崩盘

就系统性风险，我们现在流通的货币量已经是GDP的200%，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这个杠杆率不能再提高，太高了，就是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剑，中长期就有造成动荡的危险。正确的方针就是在保持国民经济不至于发生系统性危机，就是说不至于崩盘的条件下，着力推进改革，只有改革才能提高效率，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困难。那么我们要防止发生系统性危机，可以做些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要停止那些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经济学基本的约束条件就是资源是稀缺的，在现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绝不能继续往里投，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有回报的、有效率的、能够提高整个经济效率的投资机会应该抓住，就一定要避免去做无效的投资。

第二，对僵尸企业要停止输血，有一部分企业实际上已经是僵尸了，而且无望起死回生，但是现在还是在用银行贷款，用政府补贴维持，这都会是有风险积累的。

第三，就是要动用国有资本去偿还一些政府的或有负债。所谓或有负债就是说是负债，但是它在资产负债表里看不见。比如说我们的社保基金就有缺口，那么像这种东西现在就赶快用政府的资本去把它还了，这样就可以降低我们国家的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和负债率。

第四，就是对一些资不抵债或者有很高负债率的企业要进行资产重整，对那些资不抵债的企业就要实施破产重整，对于负债率太高的企业也要进行资产重整。这样来把风险释放出来，把小的风险释放出来，把大震变成一些小震，不至于引起整个系统的震荡。　

第五条，盘活“晒太阳”的开发区等资产存量。征地却没用来开发的很多，盘活这些资产的总量，还可以想其他的办法，但是这件事一定要做。释放或者消除一部分风险，使风险不至于积累得太大。

第六，辅之以某些短期政策。当出现了某些地方资金链要断裂，或者有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的时候，辅之以信贷政策、货币政策短期政策。

减税放权，积累小改革汇成大改革

下面我来说说，从小的改革做起，如何带来好的市场效果。2014第一季度GDP增速继续下降，就业情况却比去年第一季度稍好。新增的劳动力基本消化了，登记失业率是维持在原来的水平。2013年，第三产业的比重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这是个历史性的变化。因为服务业的就业弹性比起制造业要强得多，因为这个结构变化，所以虽然GDP的增速下降了，但是就业的情况不但没有恶化还有改善。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从2005年就开始强调，我也在《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里反复强调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性，可以说呼吁了很多年，为什么到了这两年才发生了变化呢？其实在我看来这就是因为改革。促成服务业开始加速最重要的是两个很小的改革，一个改革就是2012年1月起从上海开始的营业税改增值税，后来到了七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推广，2013年就是大面积的推广。当时国务院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放在一个叫企业减负的项目下，那么改了以后，上海一改，别的城市都纷纷响应。有人说没有什么效果，你这个减负减得不多，而且有些行业税负还增加了，所以有人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意义。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许多城市都认为这个事情值得做？他们要求都参加这个试点，或能够很快在全国铺开，有些可能是看到了短期的好处，就是因为财政部和税务总局主持的这项改革让与了税。其实有些地方汲汲于这个改革，是从更长远地看，更本质地看，更动态地看。

为什么经济学界的人都非常支持这个营改增呢？营业税是对营业额全额征税，它的问题是重复征税。重复征税从动态看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阻碍分工的深化。亚当.斯密说，经济发展、效率提高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分工，就是分工深化，这一点其实在服务业里面表现得最明显。拿网购来说，网购分化出来多少个产业啊，容纳了多少人就业？快递、结算、广告设计等等都扩大了。

所以，营改增一个重大好处就是促进分工。分工深化了，企业中的一个环节变成了五个环节，税并没有增加，如果是营业税的话，五次就分化成五个环节，就要征收五次税！

另一个改革是2012年从广东深圳开始的，简化工商登记，降低门槛。然后在广东全省试点，这成为本届政府简政放权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这一来，从去年的统计来看，新登记的工商企业的数目，许多地方都增加了70%，当然有些只是登记了，不见得有营业。比如说上海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几，有一部分是冲着自贸区先拿的一个牌照，很多地方都这样，主要是一些服务业的小企业。这只是我们改革的前奏，在十八大以前就开始了，这些都是很小的改革，这样小的改革也能起明显的作用。

我认为像这些例子，应该能增加我们对改革问题能根本解决的信心。当然我们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从这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已经一个多季度了，我们需要来总结，怎么能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是最重要的。确定一揽子小的改革，然后政府社会合力把这个改革推向前进。我认为政府总是说我们现在是可控的，尽管应承认是可控的，但是我们要利用在可控的时间里，把我们这个体制尽量完善起来，从根本上消除导致经济和社会存在众多困难和矛盾的根源性的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走出一条路。

下面是吴敬琏现场对话的内容：

问：您对改革更乐观了还是更谨慎呢？谈谈对当前局势的判断。

吴敬琏：一个人的经济地位不能说一定决定了他的思想，但是作为一个群体来说，总有人会代表这种利益，所以应该承认既得利益的阻力是肯定会存在的。从这一段时间来看，好像主要的表现还不是他们站出来反对进行什么样的改革，而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被动的，或者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对待改革，因此我觉得现在更重要的要依靠改革的领导者和支持改革的大众，主动采取行动来推进改革。

这个时候有些人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会站出来正面讲话，这还很难说。但是如果我们推进不力的话，我想在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这种声音就会站出来。

问：现在钢铁行业内部，有种声音说并没过剩，国家过于强调淘汰了，您怎么看？ 　

吴敬琏：过剩不过剩我认为这个是明摆着的情况，我们剩余的钢铁产能是2亿吨以上。可能有一种理念说，没有绝对的过剩，只要政府多投资，不是就有人把这些钢铁买去了？这种逻辑我们这代人见得多了，这叫做面中加水，水中加面。但是它最后的结果就造成了大灾难，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明显就像大跃进，导致现在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就是货币流通量膨胀得这么厉害。它会造成系统性的危机，在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上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了。

另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淘汰？我们前几次都是用了计划经济的办法。这个淘汰过剩产能的过程中，本身造成了很多不公和浪费，最好还是要用市场来解决。当在总量适当的情况下，这个产能过剩就会暴露出来，然后通过市场竞争的力量来消除产能过剩，政府只能起辅助性的作用。

问：全民所有制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定股份，怎么体现的？

吴敬琏：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它把国有企业就叫做全民所有制企业，显然它不是同一个概念。在实际的经济生活里面有这个东西吗？它的产权如何是界定不清楚的，国有制是清楚的，它就是国家的就是政府的。

问：我们现在进行了三十多年的改革了，您认为哪些方面需要下力？

吴敬琏：从现在的情况看起来，一个是金融改革，看起来它的进程大体是正常的，好像还有一些加快的趋势，主要是三个内容，一个是放宽进入限制，支持进入创新。第二个内容就是两个主要的价格的市场化，一个是利率一个是汇率，第三就是改变监管的办法。特别是中间一项可能是核心改革，从这项改革因为比如影子银行，网络金融的发展加上中央银行支持金融创新，所以看起来这个速度比原来的预想更快。

另外一项就是财税改革，财税改革原来争议比较大，最近中央领导小组的第三次会议，审议了财税改革的方案，原则通过了，所以看来这个也在加速。现在我个人觉得需要加点力的，一个是国企改革，比如要拨付国有资本去充实社保基金，这个应该是不难做的。但有些政府部门反对，所以搁浅了。另外一个是争议比较大是土地产权改革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说得比较原则，从具体实施上看，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问题关系重大，不但是关系到农民的利益，而且关系到，譬如说我们城市化，现在出的问题跟这个土地产权制度是直接有关的。像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应该加快。

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应该加快的，就是法治。没有法治的支撑，现代市场是无法运转的。而我们在法治建设上，虽然从十五大就提出，但是进展得很慢，特别是司法公正、审判独立，这次三中全会又强调了这一条，那么应该加快，否则经济改革都落不到实处。

问：钱荒是因为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好，还是因为某些结构性问题？

吴敬琏：总体来说，我同意最近央行发言人的一个讲话，它认为总量来说是宽松的，但是有结构问题。譬如利率问题，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其实是不高的，但是民营企业往往拿不到这样的贷款，所以利率就变得就奇高。

因为市场没有形成，所以它存在着很大的结构问题。货币的总量很大，但是有的地方不缺钱，有的地方钱很紧。不缺钱到什么程度呢，那些央企获得的贷款太多了，纷纷建立了房地产公司。所以我总的意见是：总量来说是宽松的，货币是超发的，流动性是过多的，但是结构有问题。

问：您对政治体制改革有何展望，它是否是深化改革的一把钥匙？

吴敬琏：我们这次改革跟过去不同，这次提法叫做全面深化改革，而过去那两次改革基本上是在经济领域。正像邓小平1986年说过的，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这是当然的。至于说是不是要用钥匙这样的表达，这个我没想好。

问：现在讲改革从政府规划方面讲得多，从公民权利和参与角度讲得少，您有什么评价？

吴敬琏：我想政府规划和人们的权利，讲得好像不是同一个问题。这届三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包括着政府的作用和人民的权利，不是互相排斥的，也就是说三中全会决议里讲到的，无论是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都是我们社会发展的重大基础，这就包括了不只是国家的权力，国有企业的权利，还有民众及私人的权利。

政府的规划和大众的倡议，或者学界的建议，应该要兼容配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政府的作用简单地说就是一句话，提供公共服务。政府要保障宏观经济的稳定，不是处理微观经济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