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三农论坛”2011•衡阳会议综述
2011-06-02 06:26:29 作者：论坛组委会秘书处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第四届湖湘三农论坛综述
［ 作者：论坛组委会秘书处 ］
两型社会建设与县域发展
——“湖湘三农论坛”2011•衡阳会议综述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个小农经济浩如烟海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建设现代农业，如何实现城乡一体化，如何将县域作为两型社会建设的主战场，使其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索。为此，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农”问题专家、中央有关部门领导、湖南省政府及相关部门领导以及论文代表300余人，于2011年5月14日、15日齐聚衡阳林隐假日酒店，举行第四届“湖湘三农论坛”。与会者围绕两型社会与县域发展、城乡一体化与县域发展、农业现代化与县域经济、新农村建设以及县域经济发展中资源禀赋结构变化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主要观点整理如下。
一、两型社会与县域发展
与会代表热烈地讨论了两型社会与县域发展的内在联系。国内外经验表明，制造业开始时以大城市为中心，然后转移到周围的郊区和城市远郊，最后转移到乡村。因此，如何科学地承接工业大规模转移到远郊县域，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黄建国在报告中论述了“四化两型”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他认为新型工业化的重点在县域，县域工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直接推动力量，是我省进入工业化中期后进一步提升工业化水平的可靠支撑；新型城镇化的着力点在县域，县域城镇化是推进城乡经济社会融合的纽带，是承接大城市的辐射与带动、吸纳农村劳动力、促进农村现代化的主要依托；农业现代化的载体在县域，农业现代化本身就是县域农业的现代化；信息化的重点难点都在县域，县域信息化既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全社会信息化水平的重要切入点；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在县域，不坚持以“两型”引领广大县域的发展，“两型社会”建设就是一句空话。很显然，“两型"社会是湖南省县域经济建设的必然选择，向志良副巡视员认为：（1）建立“两型”县域经济，有利于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有利于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有利于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2）建设“两型”县域经济，减少资源消耗、控制环境污染，避免走传统工业化过程中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是新型工业化的内在要求；（3）建设“两型”县域经济，有利于转变县域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转变，有利于促使农村人口有序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形成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动的发展格局；（4）建设“两型”县域经济，将吸引大量的民间资本参与县域经济生态环境建设，带动环保产业的发展，实现县域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5）建设“两型”县域经济，推行清洁生产，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减轻县域生态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
与会者将更多地将视角投向了两型社会建设与县域发展的方法与途径之上。湖南农业大学徐庆国教授等对低碳经济与县域持续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发展两型县域经济必须调整县域经济的产业结构，用低碳经济理念指导调整县域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能源与资源消费结构以及产业布局调整、产业转型、开发区建设等。开展低碳经济技术创新，推进低碳工业园区与城镇建设，必须努力转变县域农业增长方式。长沙理工大学赵玲玲教授提出了以科技创新推进湖南“两型”农业发展的战略，认为科技是支撑“两型农业”的基础，是解决生态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紧缺的最有力的手段，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保证。县域经济发展必须以优势产业为特点，中共张家界市委书记胡伯俊的个案很有启发性，他认为张家界市要把大鲵产业作为战略性产业来发展，作为“转方式、调结构”和“四个农业”的建设重点；而湖南省林业厅副厅长唐苗生则认为，城乡绿化一体化有利于科学统筹城乡绿化资源，是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有力手段。衡阳市发改委副主任欧杏等认为，建设两型县域经济的关键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农业生态环境。重庆市涪陵区龙潭镇党委宣传委员陈正权则介绍了生产和生活两方面的节能减排科技，“零排放”生猪养殖新技术、“酿酒——生猪——沼气——蔬菜”循环模式以及太阳能热水器等，为农村的两型生产生活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模式。来自湖南武冈基层的林日新、刘孙易分析了农村环境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介绍了村民随意开荒、垦荒和污染饮用水源等现象；提供了农业生产中尿素和碳氨过量使用，使水体氮含量增加，土地对化肥的依赖越来越大，造成土壤板结、肥力下降的具体数据与案例。湖南工学院邓小龙教授认为生态链视角下湖南现代农业生态高值体系应注重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物质循环、能量转换、信息传递，生态农业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对湖南现代农业经济发展有重要启示。并分析了湖南现代农业经济体系的主要制约因素：农民现代农业技术知识欠缺、农业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新农村建设规划无理想，规划无尊严，规划实施无保障。认为应从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及从产业上发展农业生态产业和生态农业产品等方面来构建湖南现代生态高值农业体系。
节能减排与发展新能源是两型县域建设的重要内容。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向佐谊认为，大力发展农村能源事业是加快农业发展、改善生态环境、改变农村面貌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举措。发展农村能源的途径有：发展以水电为主的清洁能源、发展以沼气为主的生物质能、推行农村生产节能、倡导生活节能，提高农村能源利用效率。湖南科技学院 的朱文蔚则认为湖南省这一个能源资源相对短缺的中部地区省份，要实现新型工业化战略目标，推进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是一种必然选择。皮修平教授等认为湖南农业的能源价值主要表现在生物质能上，对生物质能实际可获得量的价值评估，就可估算出湖南农业的能源价值。2009年生物质能的实际可获得量3370.68万吨标准煤，其生物质能的实际价值约为244.3亿元。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黄晓慧研究员则从社会规则的视角来研究这个问题，他认为科学的立法可以从两个方面抵消经济模式转型带来的阶段性负面影响：一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审慎安排产业结构和市场转型的合理步骤及详实周密的衔接方案，二是通过税费调整、排污交易等方式建立“高碳产业挤出机制”，将收取的可控收入全部用于新型低碳产业的补贴，实现“挤出”和“推进”之间的良性替代。
社会的公平正义，社会关系的和谐是两型社会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来自怀化市委党校的颜广明先生认为，在“两型社会”建设过程中，应当始终树立和秉持社会公正的理念，正视当前严峻的社会公正问题，努力改善社会公正现状，逐步构建和完善社会公正体系，将社会主义社会公正导入良性运行、健康和谐的发展轨道，努力推动社会公正增量式和渐进式的发展，不断增进和提高社会公正的实现程度和发展水平，不断推进了“两型社会”建设的进程，共建共享“两型社会”建设成果。苏州大学张劲松教授等指出，对于农民维权抗争的解释应该兼顾国家法律和社会伦理道义。在权变取向中，生存环境风险化条件下积极维权成为必然，同时权变取向体现了维权环境复杂化条件下的理性，而权变过程包括农民权变维权取向的本位思考和农民权变维权取向的环境审视，即自我思考和社会环境两方面。农民生态维权的“法”“势”“理”三种表达方式，但是实际中存在着缺陷。在生态维权规范化治理方面，完善农民生态维权的制度化渠道以推动合法维权、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以强化农民维权能力、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以增强农民维权的社会支持度等。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胡艳辉研究员将文化引进了县域“两型”社会建设的研究，认为与节约文化发展同步的不仅仅是文化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和物质生活享受的不断扩展，还有节约文化所面临的巨大困境和可能的灾难。如何解决县域“两型”社会发展与区域资源供给和再生能力有限的矛盾，达到节约文化建设与县域“两型”社会发展的共同进步，十分重要。
二、城乡一体化与县域发展
县域是农村与城市连接的节点，城乡一体化是我国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中共长沙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郑耀频认为小城镇作为承上启下的载体和平台，小城镇建设不仅是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推进器，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中共衡阳县委书记肖顺生立足于衡阳现实对于统筹城乡发展的措施进行了总结，主要经验为：（1）坚持以规划为龙头，科学规划布局，真正发挥规划在统筹城乡发展中的引领作用；（2）坚持以产业调整为核心，实施产业兴县，致力构建统筹城乡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3）坚持以改革为动力，加快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切实增强县域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活力；（4）坚持以民生改善为追求，积极构建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湖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文胜、陆福兴和王文强认为社会管理必须推进城乡一体化，解决人民政府与为人民服务的官民矛盾、货币主导的社区流动和社会服务引发贫富矛盾以及二元分割下非公平国民待遇引发的城乡矛盾等三大矛盾是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是社会融合：坚持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新理念，完善城乡一体化管理机构设置，构建民生本位的透明政府和财政体系，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多样化社会服务组织，建立公民多维流动的社会发展机制，形成公平廉政的社会管理文化。
城乡一体化最本质的意义是破解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别。湖南省农业经济和农业区划研究所刘芳清所长等认为我国已全面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加速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城郊县要通过大力推进城乡规划一体化、大力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大力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大力推进产业发展一体化、大力推进生态环境一体化、大力推进市场要素一体化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徐祖荣副研究员认为城乡一体化最本质的意义，在于最终消除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最大限度地缩小现存的城乡差别，使高度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达到城乡共享。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六生博士认为新型城镇化必须与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民主化紧密结合。城乡一体化必须以城镇市场为依托，引导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湘潭市两型办赵文彬副主任认为城乡一体化的关键就是社会保障制度与土地资本化。农村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规律，也是地域空间结构优化升级的必然反映。湖南工学院阳萍以衡阳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认为做好城乡科学规划，大力扶持中小企业，拓宽农民进城就业途径，建立以市场主导、主政府引导的动力机制，完善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拓宽融资渠道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泰安市委党校何传新副教授也持相近的观点。
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必须改变城乡文化二元结构。北京师范大学林玮认为城乡文化二元结构是我国“十二五”期间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文化建设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在公共文化建设的行政手段难以发挥根本性资源配置作用时，产业化是乡村文化发展的根本途径。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在于“出入城市”，即乡村文化的市场引入和乡村文化的产品外推，使城市居民走“出”城市，乡村文化走“入”城市。产业化是现代经济的主要特征，发展乡村文化产业必须注意以文化引导资本运行，必须以为构建现代公民社会奠定乡村组织基础为根本指向。农村是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基地，是与城市文明相对应的另一极。武汉科技大学孙君恒等认为，新农村建设应该因地制宜，一方面考虑现代化，另一方面要与传统文化结合，使之交相辉映。风水文化、建筑文化（官宅与民居）、祠堂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等在农村社区非常突出。青岛农业大学合作社学院合作经济学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博士后王勇认为我国合作社管理过程中，要改变多头管理体制，以规范化建设和定期有效评估为手段，积极推动合作社科学管理进程，加强技术、政策、管理等层面的培训，优化合作社人力资源管理，强化合作社“三会”制度的建立、完善与执行，以国际合作社原则为指引，以组织文化建设为要旨，强化合作社文化的塑造、维护与弘扬。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管理系副书记，指出文化营销对于湖南休闲农业发展的意义，接着总结存在的多种资源，如农耕文化、民俗文化、民居与建筑文化、少数民族文化、饮食文化以及红色文化等多种类型的资源，并根据不同地域特色，提出了针对长株潭区、环洞庭湖区、湘中南区和大湘西山区四大区域的分区发展策略。
湖南工学院旅游规划与设计研究所陈晓亮等以重庆市为研究案例，通过对历史阶段演变和现状指标的分析，运用定量化的手段，尝试建立地区城乡统筹实现程度的评估体系。结果显示，重庆市40个区、县的城乡一体化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针对现实状况，结合重庆区域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特点，解释了重庆城乡一体化的存在的原因，提出了从尊重农民权利、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加大农业和农村支持力度、实施区域分异政策等三个层次共具体方面促进重庆城乡一体化的建议。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陈前金分析了小城镇建设存在的现实障碍表现为集镇规模过小、集镇人口过少、建设资金短缺、投资环境不好、经济基础薄弱、财政难以支持，并提出了做大县城的主要措施，（1）提升县城规格、加强领导力量、扩大县城规模、完善管理体制、大量吸纳人口、加大财政投入、加强基础建设、抓好产业转移、放宽用地政策、依靠民众造城。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郑意生副教授分析了我省城镇化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包括采取适度集中性发展的方针、以产业化促进城镇化、依靠市场机制推动城镇化、增强城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注重城镇化的文化内涵等的思路。这些探索对于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湖北省英山县金家铺镇陈军副镇长从其亲身感受出发，分析了政府在城乡一体化中的行为边界，认为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功能，充分发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各自的优势，形成产业集群是城乡一体化可持续的前提；在合理运用城镇建设占用耕、城镇建设投资、推进产业集群中统筹政府和市场的作用。
湖南省永州市人大农业与农村委主任委员李友生等人分析了永州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县域经济的增长速度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的综合实力增强；工业发展步伐加快，一体化格局效应已逐步显现；农业产业化加快推进，特色产业不断壮大；项目投资力度加大，县域经济发展后劲增强；城镇扩容提质，一体化新格局拉动力加大；社会保障覆盖城乡，一体化新格局初步形成。阐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一是城镇化进程相对缓慢；二是发展资金不足；三是农民就业机制不完善，法律、制度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保护力度还不够。认为应该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重中之重，把壮大民营经济作为根本出路，把培育特色经济作为主攻方向把加快城镇化建设作为载体，把抓好项目建设作为强力支撑，把优化环境作为竞争点，以此作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抓手。
三、农业现代化与县域发展
现代农业是“四化两型”的重要内容，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新的源泉。湖南社会科学院的朱有志院长、肖卫博士基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阶段特征与经济失衡的现实问题，结合相关理论传统，以一般均衡理论框架分析了农业发展、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促进机制，并以经验实证检验理论研究的相关结论和命题，把农业发展放在整个二元经济下的国民经济体系中考虑，通过发挥农业基础性作用来探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和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探索同步实现我国农业发展、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与经济均衡增长的机制创新和政策建议。那么，什么是现代农业？苏州大学商学院夏永祥教授的论文非常的富有启发性，他认为随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嬗变，农业的功能也就有了新的拓展，不仅背负着为农民提供就业、货币收入和安身立命的重要功能，而且对市民也有着休闲观光等精神享受方面的功能，此外对全社会而言，还有平衡和保护生态环境功能，提出了农业功能决定了农业的产业组织结构，从而为现代农业的产业组织理论奠定了基础。此外，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戴晓凤教授在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农业产业生产组织方式转变中的困难与原因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现有改革措施都没有从制度层面突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统筹协调发展的机制没有建立，导致农业生产要素缺乏公平公开的流通市场；（2）城市规划中对农业产业的区域定位和产业布局缺乏前瞻性；（3）农业产业布局与功能不明确；（4）缺乏有效的吸引农业人才机制（5）土地流转存在隐患。戴教授的研究，有利于我们从实践层面进一步完善现代农业的组织结构。
现代农业仅仅依靠农民与企业家追求利润的努力是发展不起来的。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陈剑旄通过实地调研，分析了衡阳农业产业化面临的瓶颈因素：对农业产业化系统认识不到位、农业产业化中人员整体素能偏低、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建设不健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培养农村所需的应用型人才，培训提升农村劳动者整体素质，服务“三农”提供科技与信息服务的任务。衡阳市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刘斌等人论述了农业综合开发在构建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农业综合开发不仅是三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它在稳定增加农业投入中有引导作用，在确保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中发挥支撑作用，在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中发挥促进作用，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保障作用。衡阳市司法局廖曜中副局长提出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模式：大胆创新并组建全市性的农业开发（合作）集团公司鼓励、指导市（县\区）成立农业开发合作公司；鼓励支持全市性、县（区）级现代农业大集团（开发）公司的大胆试水，政府应引导、激励、支持甚至要直接支助；鼓励支持农民合作社组织或农村创业者发展。衡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蒋勋功认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大力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湖南博达职业技术学校长王政论认为我省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缺乏竞争力的制约因素有以下四点：低端产业结构发展制约、农产品缺乏品牌、绿色贸易壁垒对我省农产品的出口构成严重威胁、农产品贸易管理体制不完善。
因为农田抛荒而对粮食安全产生忧虑，是历次湖湘三农论坛的重要话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周研究员基于国内粮食连续6年丰收的实际，认为农地抛荒与粮食安全问题被夸大了。而重庆市巴南区麻柳嘴镇人民政府主办科员田雨露分析了当前乡镇农业劳动力和农村家庭收入现状：农业出现“农民荒”，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导致农村耕地抛荒，农业的整体产出大大降低，特别是粮食安全出现了极大的危机，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我国转变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刘振湘教授以衡阳市为例对重要农产品即生猪产业进行分析，指出要从宣传、机构、设施以及执法等方面加强措施。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谋贵通过对安徽庐江郭河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调研，发现了一种以工业理念发展现代农业的模式。湖南社科院朱有志、常伟认为农业投资变化、体制改革变化以及水旱灾害是湖南粮食生产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建立现代农业支持体系，进一步增强粮食生产能力；理顺粮食生产流通机制，夯实粮食稳步增产的制度基础；必须扭转对于水利事业的忽视，增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结合水利承受能力，因地制宜发展水旱轮作或旱作农业。唐春生认为造成粮食生产潜在危机的八大因素：一是农业水利基础设施脆弱，二是耕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农田生态环境恶化，三是农资价格上涨过快，种粮比较效益持续下降，影响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四是粮食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的促进作用下降，五是粮农年龄结构不合理和文化科技等整体素质下降，六是农业灾害频发，灾情损失加重，七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够健全，八是个别地方对粮食生产不重视，放松了对粮食生产的领导。邵阳市农业局总农艺师谢富淼发分析了粮食主产区的生产变化：在耕作制度上，某些粮食主产区已经由“三熟制”变“一熟制”；六十岁的老人是粮食生产的主力军；农田水利设施老化等。所有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的粮食生产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
粮食生产的安全隐患主要源于农业的低效率。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陈文超博士生认为种地行动有经济收益，也能达到乡村社会中农民赚钱的标准，但并非每一农户都从中得到了相应的满足，事实上似乎每一家都没有对现状有所满足。价值转型过程中，土地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动。作为一种生活资料，支配种地农民的理念过多地是从土地中经营出更多的粮食作物，而当前则已经转换为通过各种形式获取货币收入。粮食的比较收益低下与我国农产品的定价机制有关，对此，湖南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朱远红做了研究，他指出：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低，农民没有定价权；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健全，难以正确引导农产品的价格形成；宏观调控体系不健全，没有确立稳定农产品市场的长效机制 。广西财经学院副教授赵录贵等利用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对广西农业现代化进行测量，直接反映广西农业现代的发展水平。湖南工学院教师伍小乐、徐艳红认为取消农业税后农业投入存在农业投入比重较低、农业投入总量不足、农业资金外流严重、农业资金运作普遍低效等问题，并提出拓展农业投入渠道的政策建议：建立财政支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完善村集体“一事一议”筹资制度； 建立促进农户投入的保护和激励机制；引导企业、银行和社会力量加大农业投入；确保农业资金用于现代农业的建设。
贺爱琳系江西省吉安市委农工部付部长，认为建设现代农业要着力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发展壮大优势特色产业，着力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着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着力培育壮大农村能人经济。此外，建设现代农业还要创新土地管理使用机制，创新现代农业经营组织，创新农村融资体制机制，创新公益事业投入机制，创新农村工作体制机制等，毕竟制度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湖南省委党校代华东认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发展现代农业除了需要实现农业生产的物质条件和技术的现代化、农业组织管理的现代化之外，还必须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农业朝着生态化、有机化和绿色化的低碳方向发展，使农业成为一个良好的可循环的生态系统。中共新晃侗族自治县委书记曹成华认为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来看，要大力扶持农业：农村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主战场，农村是新型城镇化的主阵地，农村是区域协调发展的主攻点。从拉动内需扩大消费的动力来看，要重点关注农村：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的资金投入，要扩大农村民生社会事业的保障能力，要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从维护社会稳定大局来看，要特别关心农民：要特别注重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支持，要特别注重对农村弱势群体的关心帮扶，要特别注重对农村基层组织创新能力的建设。
中共湖南湘潭市委党校科研处副处长王海文设计的生态循环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推行绿色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做到体系内清洁排放、产品安全；（2）实行节约生产、集约化经营，实现体系运行低投入、高产出；（3）充分采用各种循环模式，形成体系内多重循环共存共荣；（4）提升现代农业产业水平，夯实体系基础；（5）加大政策法规、制度机制配套跟进力度，确保体系建设和运行有法可依、有章可循；（6）建立健全农业服务配套体系，保障体系建设和运转顺畅进行。山东省农科院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萍等以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为例，探索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龙头企业带动模式、农产品交易市场带动模式、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模式等，并从土地流转、循环农业等方面总结经验。湖南省祁阳县委党校黄文兵认为，我国传统的农业发展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需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中共崇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冯龙庆老师认为通过建立适合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机制以及建立适合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机制来促进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四、新农村建设与县域发展
新农村建设是县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建设新农村一直是“湖湘三农论坛”的重要议题。衡阳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文福华在肯定农村体育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之后，对当前农村体育发展所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并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财政制度、不同人群、农民的体育意识和体育设施等角度加以改进，以此推进新农村建设。湖南省财政厅巡视员罗志宏从我省农业开发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问题入手提出建设新农村过程中要进行多方面的创新。在农业综合开发思路上，要走规模开发的路子；在投入机制上，要创新群众自筹机制；在开发机制上，一是建立环洞庭湖农业综合开发区，打造我省粮食生产核心区，二是连续扶持优势主导产业，形成“一县一业”的产业开发格局，三是完善项目区土地流转机制，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在管理机制上，既要建立绩效评价机制，又要建立工程建后管护机制。衡阳市委副秘书长、农村工作部部长王旭明总结了新农村建设的几点主要经验：突出发展主体，在政府引导的基础上尊重群众意愿，清晰发展路径，在强化设施的范围外突出地域特色，增强发展后劲，在美化靓化的前提下注重产业支撑，夯实发展载体，在发展小城镇建设的过程中实现城乡一体，明确发展目的，在淳化民风的框架内提升农民素质。西南交通大学王习明教授论述了成都市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试点的主要创新点：（1）健全了农村公共服务的经费保障机制，增强了村民自治组织公共服务能力；（2）健全了农村公共服务的民主机制，尊重了农民的意愿；（3）健全了农村公共服务分类供给机制，明确了政府、自治组织、市场的责任；（4）健全了农村公共服务的人才队伍建设机制，确保公共服务的网络深入到村庄。
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动力源于县域经济的发展，与会者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中共汉寿县委书记刘定青分析了中部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发展观念滞后，县域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调整依然不尽人意；体制束缚导致中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后劲乏力；发展环境差，使得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障碍增加；工、农业衔接机制缺乏，县域经济增长的基础较弱；城镇发展滞后，城镇化水平较低。提出了推进扩权强县是中部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湖北省委政研室农村处余爱民认为发展县域经济必须转变观念、科学规划、发展产业、招商引资、改善环境、改革创新，积极探索“托管带动”的发展模式；积极探索“共建互动”的发展模式；积极探索“考核驱动”的发展模式。岳阳宝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汪为学认为应该坚定以“四化两型”建设引领湖南县域经济发展的信心，突出以“四化两型”建设引领湖南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要突出基础建设、要突出民生改善、要突出园区发展、要突出环境保护，应该完善以“四化两型”建设引领湖南县域经济发展的机制。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巡视员向志良首先描述了湖南省县域经济的现状，并总结出农业主导、工业主导以及服务业主导等三种类型，进而总结了主要存在的问题: 整体发展水平偏低、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层次偏低、科技人才缺乏，创新能力差、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现象严重。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赵玲玲认为发展“两型农业”是时代的要求，湖南作为农业大省依靠科技创新推进“两型农业”发展是必有之路。湖南省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六生新农村建设应该与新村镇相结合，而新型城镇化必须与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民主化紧密结合，必须统筹城乡区域一体化发展，建立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邹进泰等认为中西部地区县域现代化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基础，中西部县域地区已经具备实现现代化的潜力。中西部县域现代化过程中，应创新思维，结合自身特点，探索出一条适宜中西部县域现代化发展的道路：（1）中西部地区县域现代化发展的总体思路——“四个同步”：经济总量的增长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步、工业化进程与工业反哺农业同步、工业化进程与城市化进程同步、经济的现代化与社会的现代化同步；（2）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新型工业化快速发展；（3）以深化改革的思维弥补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短板；（4）以统筹城乡发展的理念推进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进程；（5）以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促进城乡生产生活的快速融合。
农民的组织化问题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面，体现了新农村建设的质的提升。华东理工大学熊万胜副教授认为在不断地搞活-放活的政策导引下，农村的组织化程度逐渐走低，并形成新结构。在搞活阶段农民被从政治经济组织中解放出来，在放活阶段，资本组织农民的能力得到强化，作为三十年来一个持续的结果，各种民间势力得到复活。在放活阶段，一种新型的农村组织生长逻辑开始发端：反哺体系对农村组织体系的促进，可是目前看来这个力量还很弱。结果，一个权、钱、势的三元力量格局开始形成，农村社会呈现出活力与混乱长期并存的态势。由于农民增收的目标任重道远，我们不太可能改变这种把农村变“活”的政策导向，所以，未来农村组织体系的改造，不得不在这个三元格局内思考问题。农村的交通与信息在农民的组织程度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衡阳市公安局吴卫民根据多年从事县级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经验，阐述了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非法营运普遍存在、大量废旧无牌“黑车”、“二手车”倾销农村、路况差，乘车人安全意识淡薄、无证驾车者数量众多、人货混装、超载违章严重。分析了造成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的原因：农村运力与运量不协调——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原因；投入与回报不协调——政策调节不力的原因；管理部门之间不协调——管理体制不顺的原因；公安交警警力与任务不相适应——法律授权单一的原因。最后提出了改善农村道路交通安生管理的对策：修改法律授权，改变公安交警体制，下放职权；从源头抓起，变部门管理为政府管理，走交通安全社会化管理之路；政府主导，部门齐抓共管，责权利相统一。衡阳市社科联彭荣昭介绍了小康庄园在国内外的理念，其发展需要对机制进行创新以发挥社会管理职能，并根据实际情况出台优惠政策以促进发展。湖南省郴州市环境保护局副调研员曹国选分析了自然灾害暴露出基层基础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基层防灾救灾意识薄弱，应急措施缺乏；基础设施抗灾能力脆弱，防灾功能降低；基层科技知识普及乏力，基础科研滞后；加强基层防灾减灾基础建设的几点建议：（一）加强领导责任和队伍建设，把防灾救灾工作落实到基层。首先要正视基层组织和人员结构状况。（二）建立质量体系和问责机制，把工程建设质量强化在基础。首先，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必须集体决策、依法决策、科学决策。（三）加强基础科研和载体建设，把减灾救灾知识普及到基层。
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怀化市艺术馆副馆长杨芷清认为用科学发展观总揽农村文化工作是明智之举。农村文化“两大一新”不管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是催人奋进的正当时机。作为基层文化工作者，理当科学把握农村文化“两大一新”主动权，应及早思量乡镇综合文化站功能运用；精心思量如何保障农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放眼思量推动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能动思量净化农村社会文化环境。从创新载体入手，及早思量乡镇综合文化站功能运用。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刘宝顺教授以文化农业经营者为主体的城乡文化成员为研究对象，选取了长沙市区和娄底Z村为调查地点，对城乡文化成员的城乡文化交流认知、行为和心理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得到以下结论：文化农业产品经营者在城乡文化交流认知方面趋同，趋同认知促进城乡文化交流成功，进一步验证跨文化传播理论。中国人民银行浦北县支行张君生建议，坚决维护农村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农村人文生态环境，切实保护乡村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县城和条件较好的少数建制镇为重点，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提高县域“两型”社会建设软实力。
发展“两型”县域必须减排低耗机制。湖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徐庆国等认为我国低碳经济和县域持续发展是应对县域资源有限客观现实和县域经济发展转型的需要；是建设和谐“两型社会”的需要；是增强县域经济国际竞争力的需要。湖南望城农业局杨中科长认为低碳农业是生物多样性农业，它具有低耗性、持续性、高优性、协调性、系统性的特征，发展低碳农业是实现“两型社会”的重要途径。因此，要以推动低碳农业发展引领两型社会建设：一是制定相关政策：一是制定法律法规，二是建立财政支持政策，三是完善投融资体系；二是依靠科技支撑：一是要提升粮食核心产区的低碳农业基础建设，二是要加强培育适应低碳环境的优良品种，三是要大幅度地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减轻农业发展中的碳含量，实现农业环境友好，四是对农产品进行深度加工；三是注重资源节约：一是发展节水农业，二是发展节投农业，三是发展节地农业；四是实施清洁工程：一是实施清洁能源，二是实施清洁生产；五是建设乡村新镇：一是推行以低碳农业发展为理念的乡村新集镇规划，二是大力推进生态乡村新集镇建设，三是积极推行建筑节能。中国人民银行浦北县支行张君生建议：（1）坚持实施“工业兴县”战略，以推进工业化和产业化为核心带动发展适合县域实际的环保绿色农业产业，提升县域“两型”社会建设速度；（2）坚持以农民增收为目标、农民减负为重点，加快农业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夯实县域“两型”社会建设基石；（3）坚持以民营经济发展为主体，认真贯彻落实“‘非公经济36条’”等国民待遇政策，以全面创新推动企业走上独立自主创新发展道路，有力推进县域“两型”社会建设；（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节能减排与招商引资双管齐下，大力发展环保低耗、节能低碳和就业带动效应大的产业群，不断培植切合县域实际并具持续发展能力的经济增长点，使县域“两型”社会建设走在正轨上。
政治与社会改革是新农村建设与县域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路阳教授认为以县政改革为切入点进行政治改革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党的改革、政府改革和选举改革是当前县级民主政治建设和县政改革向前推进的重要路径。县政改革要有明确的总体目标、完善的制度设计，进而通过多地的试点实践探索出具有典型性和推广价值的县级政体改革模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李增元认为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随着农村社区建设的深入，当前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民间组织型”、“政府、社区互助型”、“政府、社区、社会互助型”、“城乡一体型”六类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各类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是探索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形成流动社会中的无缝隙管理和无差异服务的重要途径，顺应了当前基层治理发展的现实要求。中共怀化市委党校颜广明认为“两型社会”建设与社会公正是辩证统一的，社会公正是“两型社会”的本质和基石，是建设“两型社会”应遵循的基本发展理念。在“两型社会”建设的独特视野下，从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的具体实践出发，社会公正要求以维护和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的基本权利与合理利益为基本出发点，要求使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充分的自由发展空间，要求让全体人民共建共享“两型社会”建设发展成果，要求在世代更替过程中努力实现代际公正。阳信生副教授等认为当前政府层级设置的不合理，要求重新思考县级政府的定位；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建设服务型县级政府的要求，以及县级权力配置的失衡，都大力呼唤“县政改革”， 认为可通过省直管县体制及扩权强县改革，以分权化为核心推进县级治理模式创新，以实行基层自治为基础，理顺县、乡关系，推动县域治理创新来进行县政改革。
此外，无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县域发展，需要一套有效的评价体系。康健等依据县域经济、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从经济发展指标群、经济竞争指标群、社会发展指标群、可持续发展指标群四个维度方面构建了一套系统的、多层次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将这套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到县域科学发展中，测定了衡阳市四个样本县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整体状况。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高平认为农业标准化是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抓手，是增强我国农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是保障食品安全的基础条件。实施农业标准化，保障食品安全，是关系人民切身利益、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任务。我们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提高对实施农业标准化和保障食品安全重大意义的认识。县域实施农业标准化的措施：加强组织管理，健全保障机构，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强化工作责任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保障体系，研制和完善标准综合体，培植典型的示范乡、示范村、示范户。
五、县域经济发展支持体系：基础设施建设与生产要素市场培育
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农业水利设施是农业赖以发展的基础。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胡正扬主任结合中央文件指出要深化水利改革发展的认识，进而分析了湖南省水利改革发展面临的瓶颈和挑战：水旱灾害频繁与防灾抗灾基础设施薄弱并存，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与水资源浪费较为严重并存，水生态脆弱与水环境污染加剧并存，水利发展体制机制滞后与依法治水步履艰难并存。并提出发展湖南水利建设的五条指导性原则，即规划水利事业，完善投入机制，强化资金保障，积极推进改革，优化发展体制。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申端锋提出了农田水利建设过度依赖国家，农民参与不够的新问题。认为明确农田水利的准公共品性质，不能盲目市场化，要进一步强化政府责任。
刘放生先生分析了全县小型水库存在的主要问题：（1）建设时先天不足、长年失修、自然损毁等造成的病险水库多；（2）灌溉设施严重不配套；（3）管理设施严重缺乏，日常管理薄弱；（4）大坝、水面经营、用水分割管理的有45座。其原因主要有：一是对水利“公共产品”性质认识不足，立场不坚定；二是投入少；三是50%以上的农村劳力大量外出，活劳动投入为主的政策日益虚化；四是建管的科技水平落后；五是水库回报机制不健全，防洪、抗旱、工业和生活用水、生态环境等，全赖农业灌溉水费一费独撑。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侯清海对芷江农业水利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进行了分析：一些人对水利的认识不足；水利投入和发展机制不健全、投入不足；工程不配套，发挥不了应有的设计效益；抵御水灾旱灾的能力较弱；水利科技应用推广不够。并对如何加强农业水利建设预防两灾提出了以下举措：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提高思想认识；加快统筹规划，突出水利建设重点；进一步强化责任，积极探索科学灌溉管理模式；进一步加大水利投入，创新水利筹资机制；加强水利队伍建设，普及水利技术；加强监督管理，确保水利建设质量。黄爱兵、彭凯、丁永斌，系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08级行政管理专业学生。调查了湘南地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现基本状况，发现其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有自身的特点：建设项目多，分布广；近年来农村少有大规模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水利基础设施现状：水库运行时间长，年久失修；山塘淤泥沉积严重；水渠的水资源流失率高，渗漏严重，利用率低。应对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自治体系，加大财政对农村水利建设的投入，政府制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政府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工作思路。
实现农业规模经营需要发达的土地交易市场，在土地使用权流转交易中，政府的行为定为十分重要。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赵俊臣研究员认为对此作了深刻分析：基层政府鼓励农户土地林地流转的根本原因是基于经济增长、财税收入以及政绩最大化，县、乡政府普遍制定出较高的流转数量目标并严格督办，较普遍实施奖励政策，特别鼓励城市资本下乡，引导分散农户通过土地互换达到规模经营。但是基层政府对农户土地林地流转的服务仍然很“缺位”：宏观政策需细化；认识不到位，宣传多走样；没有准确、及时、连续的信息服务；没有提供规范的格式合同；监督受让方执行合同很不力；纠纷仲裁缺权威；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政府直接介入农地林地流转而导致屡屡侵犯农民利益：“越位”代庖流转，侵犯农民自主决策权；操纵定价，人为扭曲土地流转价格；“反租倒包”，变相侵蚀农民土地利益；截留农户土地林地流转费；基层政府在农民土地流转后的就业方面无有效作为。湖南省常德市西洞庭农场党委办程龙先生认为适度土地投放对县域经济发展具有广泛积极意义，不仅能增加农场财政；拉动房产业发展；拉动建筑建材业；启动消费；为相关工业发展提供了空间、推动城市发展；投放土地开发房产、兴建厂房、公路、街道及其它公益设施，这本身就是城市发展；推动农村人口转移；节约耕地面积；有利于农业规模化经营、机械化生产、农村现代化和农民增收；便于社会化管理；提高公共设施的利用率。安徽省定远县纪委监察局第七纪检监察工作室主任张朝俊阐述了土地流转的形式：代耕代种型、大户承包型、委托发包型、土地转让型、股份合作型。并分析了土地流转的制约因素：思想认识不高、宣传引导不够、理念更新不够、流转行为不规范。西南林业大学赵海兰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民承包土地林地流转的价格现状：自然差异引起的价格差异、农户自发流转价格普遍偏低、土地征用使农民吃了大亏，土地林地流转中的问题：总体看土地林地流转的比较价格偏低、土地林地价格机制不规范，价格体系不完善、价格评估困难、流转双方匆忙成交心理导致的低价、流转合同里没有价格增长机制、价格制定随意性较大，完善农民承包土地林地流转的价格形成机制的建议：认真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地林地流转价格体制；建立健全土地林地交易机构；建立健全土地林地资产评估机构；建立健全土地林地交易信息收集、处理与公开发布制度；建立流转价格调整机制；完善土地流转市场有关法规的建设。
农村金融一直是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湖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张明久分析了县域金融需求呈现的新特点新变化：（1）农业产业化推动县域金融需求规模化、组织化发展；（2）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推动县域金融需求多元化、多样化发展；（3）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明显提高推动县域金融需求个性化、综合化发展。并因此提出了促进县域金融发展的主要措施：（1）突出支持重点，全力支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2）创新产品和服务，努力满足多样化县域金融需求；（3）严格风险管控，提高资金运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4）进一步深化改革，强化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农村产业金融部欧永生认为我国的财税制度对城镇化业务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因此，研究城镇化影响因素对做好金融服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提出做好城镇化金融服务的建议：加强战略研究，高度重视城镇化金融服务工作、找准切入点加大支持力度、准确把握县域政府投融资平台项目、继续做好金融服务小城镇建设工作。中共吉首市委党校理研室副主任杨花英从实证角度，选取凤凰县作为个案分析，运用C-D生产函数的双对数线形模型对财政金融支持湖南凤凰县域经济进行分析，从而确定凤凰县域经济到底受那些因素影响，进而得出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到底与什么因素相关。中南大学商学院宋航、胡佩、郝志勋等《关于通过对浏阳市农村金融信贷需求与供给现状及存在问题的调查后发现：（1）农户基本信息的采集难度较大，农户单笔信贷金额较小；（2）农户金融需求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家庭资产有限且变现能力不足，从而导致抵押品有限；（3）抵御风险能力差，农户的投资需求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并分析了浏阳市农村金融信贷供需不平衡现状及其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农村金融的几点建议：政府应该真正起到主导作用，对农村经济发展规划出一个完整的体系；政府要发挥有效引导作用，建立有效的支农惠农金融机构激励机制，对于资金的流向要有宏观上的调控；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鼓励发展民间金融机构，通过制定相应法律确立民间金融机构的地位，对民间金融机构加以规范；确立农村专业合作社的法人地位；增强对涉农融资政策的宣传力度，规范房产评估、林地评估的程序和收费标准，尽量减轻农民的借贷成本；建立健全农村金融风险防范机制，把属于金融机构本身的贷款风险适度分散。武汉科技大学陈韦潮认为随着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社保基金增值保值压力日益增大等，商业养老保险如何在农村养老保险体系构建中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已显得尤为突出。衡阳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陈春泉教授以财经类高职院校培养农村金融人才为例进行意义、内容和方式的探讨，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人力资本短缺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农民的非农转移是破解二元经济的重要变量，因此，农民工问题成为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四川“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过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价值取向的家庭、企业、政府、学校等主要社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了解新生代农民工与这些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得出主要社会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价值取向影响的基本判断，进而分析其未来发展态势及深层次影响，以期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提供有借鉴意义的政策建议：正确定位政府提供的培训产品范围和重点，提高社会力量参与度；企业多开展面向农民工的文体活动，缓解农民工心理压力；学校为农民工提供就业指导，帮助其制定职业发展规划；加强对舆论媒体的正确引导，改善城市生活环境。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雷小生教授对农民工权益维护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分析。目前农民工存在的问题包括拖欠工资、子女义务教育、户籍管理、医疗卫生、法律保障、计划生育等。认为应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逐步建立城乡平等就业制度、加大各项政策落实力度、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搞好进城务工农民的管理和服务、更新政府管理理念，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行认为农民工个体特征、创业素质和政府提供的创业环境是影响湖北省农民工创业就业的三大因素，通过Logit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得出三大因素具体影响程度，针对性提出对策为政府扶持更大规模的农民工创业提供政策指导：优化创业环境，鼓励自身环境改造，带动创业就业；制定个性化激励创业策略，最大程度激发农民工创业就业；依据风险偏好，侧重于创业潜力强农民工的培训工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政治学系王栋栋等认为政治参与的是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决策和其他活动的政治行为，而“群体参与”是当前失业农民工的主要政治参与模式。失业农民工因为文化素质较低、地域分散、流动频繁、失业导致的生活和精神压力，使他们的政治参与往往带有 “群体参与”的特征。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胡莹等分析了县域发展的人才支撑体系的现状：人才总量严重不足，人才比重偏低；人才队伍的结构性矛盾突出；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缺乏；人才流失较为严重。县域发展的人才支撑体系存在问题的原因：科学的人才观念尚未建立；职业培训水平低下；就业环境不优，分配激励机制不健全；政策不完善，人才机制不健全。并提出构建全面系统的县域发展人才支撑体系的政策建议。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毛星芝则认为开展县域人才管理机制研究，对于提高县域人才使用效率和效益，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此，要通过创新县域人才工作领导机制、县域人才激励机制、县域人才绩效管理机制、县域人才选用机制以及县域人才引进机制等路径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已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