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2010-09-16 22:49:45 作者：admin 来源：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毛泽东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湖南湘潭韶山人。毛泽东是20世纪对中国及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首之一。
毛泽东的祖先于明朝从江西迁入湖南省湘潭县韶山，世代务农；祖父毛恩普只有一个儿子，即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祖父在毛泽东不到十岁的时候去世。父亲毛顺生与母亲文七妹共生五男二女，其中四个夭折，只剩下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三兄弟。毛泽东于1893年12月26日（清光绪十九年癸已十一月十九日）辰时出生于韶山冲，取名泽东，字“咏芝”（后改“润之”），属第三胎（头两胎在襁褓中夭折），乳名“石三伢子”。幼时接受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自1902年开始先后在家乡韶山六所私塾读书。毛泽东前后有三位正式的妻子，分别是杨开慧、贺子珍、及江青；毛泽东所育并为人所知的子女是：与杨开慧所生的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与贺子珍所生的李敏，以及与江青所生的李讷 。
1908年，其父毛顺生为他配婚与罗氏，但毛泽东始终不承认这桩婚事。
1910年秋，考入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即现在的湘乡市东山学校，开始受到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
1911年春，到湖南长沙湘乡驻省中学求学。在这里毛泽东首次接触到反满思想，毛是该学校最早剪掉辫子的学生之一。
1911年10月底，参加湖南辛亥革命。在老师贺岚岗的支持下，没有通报父母，毛泽东和同学郭梓材、毛煦生等人结伴同行去程潜所部投军，番号是湖南新军第25混成协(旅)第50标(团)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这是毛第一次接触枪杆子。建国后毛极为尊重程潜，两人的缘分可追溯至此。1912年春，毛离开了军队。
1912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校（今长沙市第一中学），半年后因不满学校教学方式而退学。
1913年春，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次年春学校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
1918年4月，与陈叔衡、蔡和森等人创建新民学会。
1918年夏，卒业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受聘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附属小学，即现在的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第一附属小学任教，后随老师杨昌济到北京大学，结识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任管理员，并在五四运动前后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渐转变为一位马列主义者，但有人认为，他主要接受的是列宁主义。李大钊、毛泽东还经常照顾长辛店开办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次年，何长工等人就是从这个学校毕业去了法国。
1919年7月，主编的《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
1920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7月，与何叔衡一起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学习小组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和刘仁静是会议书记员。
1921年8月，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后返湘，择湖南三师为湖南建党据点之一，10月亲临三师演讲，发展党员，建立起衡阳地区第一个党小组。10月10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任书记。黄埔三杰之首蒋先云就是毛亲自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后来蒋投考黄埔军校的推荐人正是毛泽东，而蒋先云在黄埔一期创造了所有科目考试冠军的纪录，由此可见毛识人之能。
1921年冬，与杨昌济之女杨开慧结婚。
1922年4月29日，毛泽东再次亲临三师指导，建立起衡阳第一个党支部──中共三师支部.从此湘南的学生运动、工农运动都置于三师支部领导之下，并在招生范围的25个县之间建立了18个特别支部，三师不仅成为衡阳的学生运动中心，而且在以后的声援“五卅”，迎接北伐，参加湘南起义以及长征、抗日和解放战争中都有三师师生抛头颅，洒热血。众所周知的黄静源、陶铸、江华、黄克诚、张平化等等都是三师的学生。故三师被誉称为“湘南革命摇篮”。
1922年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任书记。
1922年7月，赴上海参加党的二大，因没有找到会议地址，未能出席会议。后来毛对斯诺笑称自己和奇数有缘，党的一、三、五大他都得到重用。二大未参加，四大则被陈独秀排斥。
1922年，派遣并指导刘少奇、李立三领导了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9月14日，发动罢工。经过5天的激烈斗争，路矿当局被迫接受工人要求，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的权利，罢工取得了重大胜利。
1923年4月，离开长沙到达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
1923年6月，在广州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局五个委员之一，并任秘书（是陈独秀的主要助手）。在一大、二大担任秘书的张国焘因反对和国民党合作，被排除出中央局。
1923年9月16日，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回到长沙，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
1924年1月，在广州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2月，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等职。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再次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24年12月，回湖南养病。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毛落选中央局委员，张国焘再次取得党内第二把手地位。
1925年9月，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
1925年10月，毛泽东代理中国国民党宣传部部长。12月5日，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在广州出版。这是在国共两党合作的情况下，由国民党宣传部主办的一个刊物。
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这以前，瞿秋白、陈独秀、邓中夏等人也陆续发表了论述中国革命和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文章。毛泽东集中了当时党内的正确主张，初步提出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1926年，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当时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有5个军的军长同蒋介石存在着矛盾。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毛泽东等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主张以叶挺独立团为主，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给蒋介石以坚决回击。但陈独秀、张国焘等和共产国际代表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毛泽东、周恩来建议把这批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中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革命军队，陈独秀又拒绝这一正确主张。周恩来40年代在重庆参与整风时还回忆过这段细节。 1926年5月3日，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9月11日结业。毛泽东任所长，招收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300余名学员，为北伐战争中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准备了干部。前五届农讲所主任有彭湃、阮啸仙、罗绮园、谭植棠等。
1926年5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谭延闿、蒋介石等9人联名向全会提出旨在限制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这个提案蒋介石事先取得了鲍罗廷的同意。张国焘按照他同陈独秀商定的让步方针，要大家接受。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毛泽东辞去了宣传部长。
1926年9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2月16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
1927年3月，在《战士》周报上公开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1927年3月，在武昌同邓演达等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7年3月，毛泽东、彭湃、方志敏和邓演达等，经湘、鄂、赣、粤、豫等省农民代表联席会议的选举，组成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毛当选总干事。这个委员会随即对发展各地农会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等，作了具体部署。
1927年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扩大会。陈独秀主张：国民革命各军招兵时，农民协会的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毛泽东（当时还不是政治局委员）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毛泽东还主张“上山”，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停职。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撤退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7月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作出了关于“分共”的决定。中共中央临时常委迅即决定实行武装反抗，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1927年8月7日，出席了中共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作报告。毛泽东批评党中央在国共合作中没有积极去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他指出，今后党的“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并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派遣毛到群众基础较好的湖南组织秋收起义。
1927年9月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到湖南，和湖南省委一起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湖南平江、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罗荣桓、黄永胜就在这个部队）和安源的工人纠察队等。9月9日，以工农群众破坏粤汉铁路为标志，起义爆发。起义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共5000余人。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毛泽东在赶赴和卢德铭会合途中一度被民团武装查获，后逃脱。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毛泽东迅速命令起义部队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部，到浏阳的文家市集中。前委在文家市召开会议，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于20日带领部队撤离湘东地区，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卢德铭在转移中牺牲。9月29日，起义部队共1000人左右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改编部队缩编为一个团（2个营7个连）改以余洒度为师长，张皓为1团团长。确立了把支部建在连上原则，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但当时党员和党组织在部队不公开）。10月，起义军到达井冈山。不久，师长余洒度、团长张皓均离队出走。该部两次攻打湖南茶陵，11月26日，毛泽东领导在茶陵建立中国第一个工农兵革命政府。
1928年4月，与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受挫余部在宁冈砻市会师。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为前委书记兼党代表。朱德部编为第10师，毛部编为第11师，湘南农军编为第12师。红4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正规红军。
1928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省宁冈茅坪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初步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选举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会书记。本月下旬，还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
1928年6月，红四军在朱德于永新、宁冈两县交界的龙源口歼灭统治江西的滇军千余人。此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1928年8月，因奉湖南省委指示，朱德不顾毛泽东反对，率红4军主力出击湘南，遭到“八月失败”，红29团溃散，红28团团长王尔琢牺牲。毛泽东亲自去湖南迎回失败部队，而毛留在井冈山的红31团1个营守住了黄洋界，保卫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10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决议。这个决议进一步总结井冈山斗争和各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论证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 1928年秋，与永新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结婚。
1929年1月，彭德怀率红5军一部从湘鄂赣边界来到井冈山，与红4军会师。1月14日，为打破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和解决部队给养问题，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4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进军赣南。彭部和袁文才、王佐的红4军32团留守井冈山。红4军主力与闽赣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结合，相继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来这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兴国《土地法》。这个《土地法》，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农民问题决议案》关于“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精神，并结合赣南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将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及公共土地。
1929年6月，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因红4军前敌委员会和军委会权力问题与军长朱德、军委会书记刘安恭有争执，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接任毛的职务（后来新四军整风以此为由批判陈毅）。后因朱德指挥失利，部队要求毛复出的呼声高涨。
1929年7月，闽西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毛泽东指导下，大会指出土地革命中，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区别对待大小地主与富农，“不打击富农”，“集中攻击目标于地主”，保护大小商店；土地的分配方法，应以乡为单位，按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按人口进行平均分配；对在乡的地主“将酌量分与田地”。毛在闽西的影响后来被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攻击为“富农路线”、“罗明路线”。
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向红四军前委发了指示信。这封信是陈毅根据周恩来的谈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指示信反对红4军内部要求朱毛离开红4军去中央工作的思想，对红4军的建军原则和发展前途有很多正确建议。
1929年12月，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毛再次当选前委书记，从此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古田村也因此成为军委主席的圣地，江泽民和胡锦涛均到此地访问，古田会议精神成为党指挥枪的代言词。
1930年1月，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了《新年贺信》。5日，毛泽东针对林彪的右倾悲观思想给他写了复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中批评那种不愿做艰苦工作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错误倾向，指出只有中国工农红军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才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星星之火，必将燎原。在这封信中，毛总结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开始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地区先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这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
1934年11月底，湘江之战中红军遭受惨重损失，伤亡、掉队、失踪过半，减至3万余人。11月30日，毛随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渡过湘江。
1934年12月11日，湖南通 道会议，毛泽东提出放弃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主张向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博古、李德等仍坚持原议。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放弃向湘西前进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年1月1日，猴场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渡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强渡乌江，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革命根据地。1月初，中央红军强渡乌江，7日占领遵义。
1935年1月15日—1月17日，在遵义会议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三人团成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最后负总责的仍是周恩来），进入中共最高层，重新取得军事前敌指挥权，政治上负总责的是张闻天。
1935年1月，红军离开遵义，拟渡过长江北上。在川黔交界，毛指挥土城战役，迎击川军，失利。1月29日至3月21日先后四渡赤水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乘云南敌军增援贵阳之际，直插云南，威胁昆明。红军又向西北方向急进，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完全跳出了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935年5月12日，会理会议（在会理城外的铁厂），毛泽东回击了林彪对四渡赤水的挑衅，无论林彪还是彭德怀均不敢再挑战毛的军事指挥权。会后，中央红军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的先遣队，为中央红军北上四川开路。事后证明毛启用两个四川人是正确的，林彪的主力部队均划归刘、聂指挥。红军顺利走出凉山彝族地区，5月下旬强攻安顺场，飞夺泸定桥，渡过大渡河，接着又翻越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
1935年6月12日，红一、四方面军前锋部队在懋功东南的达维地区会师。26日，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指出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以便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运动。中央为了全军的团结，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
1935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继续对张国焘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会后，党中央根据8月3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中提出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的意见，决定左、右路军在党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共同北上。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红军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的报告。会议批评张国焘企图使红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的错误主张，号召红四方面军坚持北上方针。之后，左、右路军分别从卓克基、毛儿盖等地出发，跨过茫茫草地，于8月下旬先后抵达阿坝和巴西地区。
1935年9月8日，张国焘以总政委身份命令右路军南下，在电文中声称“开展党内最严重的斗争”。叶剑英立即报告毛泽东（但这个电文迄今没有原件公布）。10日，中央政治局在巴西召集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毛、彭率领一、三军单独北上。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南下。12日，党中央又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即高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毛泽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后作出《关于张中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毛彭单独北上的决定没有电告左路军中的原中央红军领导，引起朱德等人的误解，张国焘甚至以毛泽东不要你们了为由，拉拢左路军中的原中央红军一些军团级领导。
1935年9月，在甘肃南部哈达铺，毛、彭部缩编为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为政委。9月下旬，毛泽东通过侦察连缴获的报纸了解到陕北有红军活动，并且有小块根据地，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以陕北为长征的落脚点。
1935年10月，张国焘在马尔康县卓木碉另立中央。
1935年10月19日，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至此，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毛及时纠正了陕北肃反中的错误，释放了刘志丹、高岗等陕北重要干部，安定了陕北军民情绪。陕甘支队恢复红一军团番号，但红三军团番号再未恢复，一般认为毛、彭所部仅有7000余人。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其主力红25军比一军团先到达陕北，红26军则是陕甘地区本地武装）旋即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彭德怀任总司令，毛为总政委。毛的意图是壮大实力与张国焘抗衡。毛泽东当选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实际只能指挥红一方面军。
1935年11月，毛泽东亲自指挥直罗镇战役，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合力消灭东北军牛元峰第109师及第106师1个团，为中央把革命大本营设在陕北举行了奠基礼。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安定县瓦窑堡开始举行政治局会议。此时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已经到达陕北并参加会议，他负责传达共产国际精神，要中共确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张浩还负责斡旋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关系，在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之前，张部改称中央西南局，张闻天、毛泽东部改称中央西北局，两者是平等的地位。直至1936年6月，张国焘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张部才臣服于毛。 会后，毛泽东于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必须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同时要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征，实际是和阎锡山及中央军作战。毛泽东亲自渡过黄河指挥，周恩来留守陕北。毛想放弃陕北根据地，向苏联靠拢。但没有达到最初的设想。但东征扩大了红军兵源。5月5日红军全部回师河西，并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的口号。
1936年3月底，为加强党对北方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争取华北的国军第二十九军抗日，巩固和发展了一二九运动的成果。
1936年8月14日 毛泽东写信给王世英并转刘少奇。信中说：张金吾同志为向宋哲元接洽之代表，不论此次宋处接洽成否，必须向宋及二十九军继续工作。韩复矩、傅作义、阎锡山、张自忠、刘汝明、商震六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张今吾在宋哲元处没有得到回音，转到绥远活动。10月1日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争取与刘湘建立关系，并力求迅速。刘湘代表如在津，应留他等候中央代表一同赴川，如该代表要求离津，应从他取得介绍信及各种关系。”10月22日 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信中指出：“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民族革命同盟如有些力量，须好好联络，首先推动他们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随后，北方局通过华北联络局系统，委托朱蕴山以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去太原同阎锡山会谈，并达成了三项共同意见：(一)取消山西以反共为宗旨的组织(如“防共保卫团”等)；(二)取消对陕北苏区的封锁；(三)组织抗日的民众团体，发动民众，开展抗日运动。由此可见，毛泽东最关心的北方地区（包括四川）统一战线，是和非中央军的各路杂牌部队结成军事联盟，起码是要这些杂牌不反共，一致抗日。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将以前的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是统一战线的一个关键性转变。
1936年10月22日，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于甘肃会宁、静宁地区，长征结束。毛泽东掌握了红二、四方面军。
1936年12月7日，统一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保安县组成，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任副主席。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在西安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西安事变。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一说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并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蒋介石于24日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随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遭到蒋介石囚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红军大学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1936年6月1日在陕北瓦窑堡成立中国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校址迁至延安,改名抗日军政大学，毛泽东任校务委员会主席。红大一科学员都是都是红军军级、师级干部，校长是林彪、副校长刘伯承。红大、抗大干部、教员调出都要经毛亲自批准。
1937年1月13日，毛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由保安迁到延安。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电文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实行如下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1937年3月，西路军最后在甘肃北部地区失败。西路军是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以后，由红四方面军第9、第30军和原属中央红军的红5军共2万余人西渡黄河于1936年11月11日组成的。西路军的作战受到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委多次干扰，但和徐向前、陈昌浩的前敌指挥开始盲目乐观，继而犹豫不决、悲观畏敌也有关系。西路军的失败使得张国焘实力大损，毛开始布置对张的批判。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着重批判张国焘的错误。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毛曾给张国焘以充分的改正错误的机会，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职务。张国焘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准备最后叛党。翌年4月，张国焘逃出边区，在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会后，中共中央还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白区工作会议。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
1937年7、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9日，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进行抗日斗争，并代表红军战士请缨杀敌。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中央。中共中央郑重声明：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特区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和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7月17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在庐山举行会谈。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对取消苏维埃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改变红军番号和加强党的组织与群众工作等作了原则说明，要求红军和游击队中较大的部队与就近的国民党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合作谈判。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指出共产党同国民党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并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会议决定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11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张国焘被挤出军委。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Ｏ师、第一二九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前方中共中央军委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8月下旬至9月底，三个师的主力陆续开赴山西前线抗日。以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不含七六九团)为骨干组成留守兵团，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第八路军为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改称总司令部，总指挥、副总指挥改称总司令、副总司令。10月，根据黄克诚等人的建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八路军中恢复政治委员制度。
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各师正、副师长，指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行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毛决定变更八路军全部去恒山的部署，改为三个师分散配置。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再一次强调红军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9月25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 。”因为毛这个电文，使得林彪下决心打平型关战斗还颇顾忌，因为毛反对集中兵力打运动战。
1937年10月，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10多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不含广东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新四军军部于12月下旬在武汉组成，1938年1月6日迁到南昌。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及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任东南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任军分会副书记。叶挺到职前，到延安拜会毛，毛表示充分给予支持，派遣了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及赖传珠等一批红军高级干部支援新四军组建。
1937年11月，王明、康生、陈云自苏联回国。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王明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民主、民生，轻视游击战争的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王明的错误思想一度影响了一些同志。但因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未能形成会议决议。这次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二月会议后，张闻天仍是总书记，毛和王明各管一摊，毛负责军事，王明负责统一战线。
1938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毛开始部署八路军在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广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120师贺龙部调冀中平原，129师徐向前部调冀南平原，115师罗荣桓部调山东，115师肖华部调冀鲁边平原，115师杨得志、杨勇部调冀鲁豫平原，115师彭明治部调苏鲁豫平原，115师黄克诚部调苏北平原，地盘发展之广，远远超出毛泽东的预期。毛还指示120师、晋察冀军区应派军队策应冀东暴动，以雾灵山为中心控制冀东地区。指示120师派部队前出大青山为中心的绥远草原。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电示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项英，新四军应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之间的广大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创造根据地。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全面地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以及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阐明持久抗战的总方针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作出科学的预测，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 以及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思想。这两篇著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论持久战》得到国军副总长白崇禧的肯定，并用于指导武汉会战。
1938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决定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这次会议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
1939年1月2日，毛泽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写《发刊词》，指出出版这本杂志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八路军的战斗力和士气，同时也为了供给友军与抗日人民关于八路军抗战经验的参考材料 。
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成立3周年发表文章指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句话和毛以前的题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后来被林彪称为三八作风。
193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毛已经意识到国民党将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年7月3日至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长篇报告着重汇报南方党与军队的工作情况。毛泽东作会议总结，肯定了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也肯定了项英领导的东南局的成绩。
1939年7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克服国民党的投降反共逆流，争取时局好转而斗争。
1939年8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八路军总部和一二Ｏ师。指出：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巩固陕甘宁边区和加强河防，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我军的戒备兵力应有必要的调动。根据上述命令，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主力由恒山地区开赴绥德警备区。一二Ｏ师在冀中的主力向晋西北转移。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对国民党顽固派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提出警告，宣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要求各地区和军队都要大最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我们的工作。
1940年1月，为了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叫嚣，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在这之前，他还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重要理论著作。这些著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说明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批判了混淆两个革命阶段任务的“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和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谬论；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总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三个战胜敌人的主要法宝，进一步阐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这些著作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这里是指他个人的思想）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1940年1月28日，中共中央电示项英、山东分局、一一五师等，指出集中一切力量为发展武装和建立根据地而斗争，乃是你们最主要的任务。这其实是毛含蓄地批评这些地区过去发展不够快。
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规定在政权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应各占三分之一，实行“三三制”。
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全面论述共产党必须坚持对国民党实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深刻地阐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和在同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突遭国民党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蒋介石下令撤销新四军番号，“皖南事变”发生。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这一反动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毛一度考虑军事反击为主，后改为政治反击为主，防止两党关系彻底破裂。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22日，毛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实行反共的阴谋，提出取消17日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12条解决办法。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在重庆也展开了猛烈的反击。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发动地第二次反共高潮。3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2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董必武、邓颖超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承认中共和陕甘宁边区及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干部战士等第二个“12条”，作为共产党参政员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条件。6日，蒋介石被迫在会上表示，保证“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8日，董必武被这次会议选举为驻会参政员。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的这一大规模反共活动被打退。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号召全党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在全党发动思想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同时决定成立各地高级学习组，组织高级干部学习 。毛开始为整风运动作准备，张闻天被迫请假去基层作调查。
1941年5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东南局与中共中央中原局合并，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时成立华中军分会。中共中央华中局由刘少奇任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华中军分会由刘少奇兼书记。这是毛重用刘少奇的关键一步。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9日，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发表宣言指出，全世界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了。同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会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5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总学委由毛泽东、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组成，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6月8日，中宣部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在全党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抗战中，蒋介石曾搜集资料研究延安整风，并在公开场合给予高度评价。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会议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问题，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为此，必须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和学习问题。会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23日，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深刻地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和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密切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回答了现代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毛泽东把王实味视为文艺界的反面典型，还批评了丁玲。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强调党的领导的一元化，指出党的各级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根据这个指示，加强了各根据地党委书记的权力，加强了部队政治委员的权力，加强了中央对各根据地的控制。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于1942年11月在会上宣布：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半条心)，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12月起，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先后开始了审查干部工作。这是整风运动人人自危局面的开始。
1942年12月，由于陕甘宁边区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阐明了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1943年春，毛泽东挥笔为陕甘宁边区工农业生产成绩展览会写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刘少奇参加中共中央军委并任军委副主席；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助理机关。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组成，毛泽东兼书记。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兼书记。失去总书记职务的张闻天很快于3月27日发表《出发归来记》一文，显示了他理论联系实践的深厚功底。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这个决定对于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渗入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以至导致后来的反特斗争的扩大化。9日至12日，在延安召开有2万多人参加的中央直属单位工作人员大会，动员反特斗争。《决定》的发布和反特斗争大会的召开表明，原来在延安少数机关学校开展的审查干部工作，已转变成各个机关、学校、部队的群众性反特斗争。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地处理面临的问题，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22日，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决定。26日，中共中央作出完全同意解放共产国际的决定，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解散后，中国共产党解除了对共产国际章程、决议所承担的义务，并完全摆脱了它的影响。共产国际的解散，为毛泽东顺利完成整风运动添了最后一把火，党内的国际派再也没有翻身机会。
1943年6月，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狂叫“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6月18日，国民党将领胡宗南到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并调动驻守河防的一部分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7月9日，延安各界群众3万余人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在解放区人民强烈抗议和全国进步人士以及国际舆论的反对下，加之毛泽东从前线调回几支野战部队（除原来在陕北的留守兵团和359旅外，还调了晋察冀教导2旅，冀鲁豫教导1旅，冀南新4旅，晋绥358旅），第三次反共高潮在酝酿阶段即被被阻止。
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要他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登载下列按语：“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但是，由于党中央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未能及时纠正审干工作中已经发生的逼、供、信错误。7月15日，康生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强调“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急不可缓的任务”，掀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7月30日，毛泽东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明确规定了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8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审查干部的9条方针。10月9日，毛泽东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1944年春，中共中央开始对受冤屈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赔礼道歉。毛泽东对反特扩大化承担了主要责任，进行了自我批评。并说：“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及区别对待这两点。”
1943年9月上旬至10月上旬，因王明的后台共产国际解散，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批判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会议概括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表现，认为错误的实质是放弃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并分析了错误产生的根源。毛泽东强调对犯错误的同志，必须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1943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总结提高的阶段。这个阶段虽然不如康生的抢救运动过火刺激，但对彭德怀、周恩来、陈毅这些方面大员来说，却是相当恼火的。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传达中央政治局关于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等几个重要问题的结论。他强调，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必须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
1944年5月11日，因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河南国军大败，中共中央向华中局、北方局发出《关于向河南发展方针的指示》，要求河南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和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7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向河南敌后进军的部署命令。
1944年5月2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六届七中全会。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同志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并决定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党的日常工作，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这是七大选出的五大书记的预演。
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军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从10月起，八路军、新四军遵照《指示》精神，陆续开展部队整训。在政治整训中，掀起反对军阀主义，改善官兵关系，尊干爱兵运动；在军事整训中，掀起以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为主，以游击战术和攻坚战术为辅的大练兵运动。
1944年9月15日，在毛泽东授意下，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在重庆举行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后来，中国共产党又向国民党当局书面提出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左派也被中共的建议所动，立刻附议。
1944年9月，美国政府派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活动。10月，美国政府应蒋介石的要求，撤回赞同国共合作抗日的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11月，任命赫尔利为美国驻华大使，其主要使命是支持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帮助他“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11月7日，赫尔利飞抵延安，中共领导人和他进行3天会谈后，他表示赞同共产党关于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但是，蒋介石拒绝这一协定，赫尔利也随着变卦，背弃了他在延安的诺言。这段时间，毛和美军观察组进行了谈话。毛泽东对得到美援曾经抱有很大希望，但史迪威被撤换后，毛的希望成了泡影。
1944年10月31日，按毛泽东的布置，359旅主力4000余人组成南下支队，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于11月1日召开誓师大会，10日由延安出发，南下作战，拟收复国军放弃的华中地区，并与广东的中共华南游击队接通联系。
1945年2月2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提议，先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如何结束党治和改组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国民党拒绝召开党派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坚持要组织一个有美国人参加的三人委员会来“整编”中共军队。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声明，宣称美国政府只同国民党“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毛在延安对美国人的统战工作没有见效。
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任弼时负责这个决议的起草。《决议》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着重批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高度评价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它是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一致，为中共七大的召开，在思想上作了充分准备。
1930年1月，红4军扩大为4个纵队。不久朱毛率红4军主力（1、2、4纵队）从闽西回师赣南。留在闽西的红4军干部、红4军3纵队和闽西地方武装编成了红12军。在江西吉安陂头，毛泽东主持“二七会议”，将赣西和赣南两个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赣西南特委领导的红军几个独立团后升级为红6军，后改名红3军，成为除红4军、红12军外，毛泽东的又一支嫡系部队。
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省寻乌县邀集有关方面代表开调查会，并写了《寻乌调查》。10月底，又对兴国永丰区做农村社会调查，写了《兴国调查》。
193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4军、红12军和红6军(7月改称红3军)在福建汀州(即长汀)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委。不久，第一路军改称红一军团，成立了中共红一军团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全军团共有2万余人。旋即奉中央李立三之命攻打南昌、长沙。但毛到南昌郊外虚晃一枪即算是完成了对中央的交待。
1930年8月23日，红一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会合后，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红一方面军成立后，再次攻打长沙，因两次攻城不克，遂移师江西，攻占吉安。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
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前夕，毛果断处置富田事变，派李韶九镇压赣西南行动委员会负责人和红20军排长以上干部，造成肃反扩大化。后被进入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项英纠正。
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与朱德等领导红军反击国民政府三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并取得胜利。反围剿的胜利意味着朱毛红军完成了小型游击战到大规模山地游击战、运动战的转变。当时国军中，只有粤军第十九路军能和红军打成平手，其他队伍都是朱毛手下败将。
1931年1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取得领导权，和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四人担任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因为在红军和根据地中的崇高威望，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赣南宁都县黄陂成立。中央指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一人、共青团中央一人为委员，周恩来任书记。在周恩来未到职前，暂由项英代理书记。8月3日，中央作出《关于中央苏区党组织问题的决议》，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顾作霖、邓发、朱德等7人为苏区中央局委员，毛泽东代理书记。11月初赣南会议后由项英代理书记，并增补王稼祥为委员。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书记。这样，项英、周恩来先后取代了毛在中央苏区的最高统治地位。
1931年9月下旬，王明决定去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由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卢福坦(后被捕叛变)等人组成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博古继续奉行和发展了王明的路线。
1931年11月1日～5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赣南会议上，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建军和苏区工作中的观点和主张，被会议认定为是政治上的“非无产阶级观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游击主义”，实际工作中的“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及“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主持会议并批判毛的是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1931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25日，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称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27日，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毛丧失了在中央军委的位置（此前他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这一职务相当于后来的红军总政委，被王稼祥取代）。
1932年1月，被迫到江西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
1932年1月，上海临时中央指示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1月1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进攻赣州的训令。从2月4日至3月7日，历时33天，赣州久攻不克，红军反遭重大伤亡，丧失了扩大根据地和红军的有利时机。支持攻打赣州的彭德怀所部伤亡尤大。
1932年3月，攻打赣州失利后，3月中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赣州东北的江口召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行动方针问题。毛停止“休养”，参加会议。毛泽东提出红军应集中力量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地形条件比较有利的赣东北方向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广大地区发展革命战争的正确战略方针。然而中央局多数人坚持临时中央的主张，力主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为此，决定将中央红军分成东路军(红军第一、五军团)和西路军(红军第三军团)。
1932年4月20日，指挥红军东路军攻占漳州，并筹得大批经费。漳州大捷巩固了毛在红军中的地位。
1932年6月，与朱德一起指挥红一、五军团从闽西回师赣南。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并讨论如何应敌的问题。会议批评了毛泽东在江口会议的主张，他被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且把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也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会议要求红军在敌军合围未成之前主动出击，以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会议无视周恩来提议毛泽东留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意见，不顾王稼祥、朱德的反对，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会后，“左”倾领导者调毛泽东专做政府工作，接着又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而要周恩来兼任这个职务。会后，毛前往福建长汀“养病”。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
1933年2－5月，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开始清算毛泽东的支持者。2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并宣布立刻撤销罗明的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上杭、永定、龙岩全权代表的职务。临时中央随即在福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又召开了江西省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认为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等执行了所谓“纯粹的防御路线”，开始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5月4日，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接着，邓、毛、谢、古四人分别被派往农村或撤换职务。邓小平在历史上被划为“毛派”，这是他在文革中能得到毛泽东保护的根本原因。
1933年下半年，毛投入了更多的热情和精力处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管理事务。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6月1日，同项英等发布中华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查田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运动中发生了一些“左”的错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纠正运动中的错误，于10月作出《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并批准毛泽东起草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文件，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8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召开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是这个报告的一部分)。这个报告，和翌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提出了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
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南昌起义的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7月11日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这样，“八一”就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10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在瑞金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中共临时中央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在军事上没有给十九路军以应有的支援。针对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毛曾提出红军主力出击皖南，威胁南京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1933年11月，为了总结苏区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的经验，给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毛泽东先后到江西兴国长冈乡、福建上杭才溪乡进行调查工作，并写了《长冈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这两个乡政府被毛泽东誉为“真正模范的乡政府”。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12人，候补政治局委员5人，毛泽东第一次当选政治局正式委员；选举了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有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等。这次会议的决议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两年来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文件，2月3日，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连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国家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选举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下设11个人民委员部。选举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
1934年10月月初，中央苏区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丧失。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惊慌失措，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转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10日晚，党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86000余人向湘西进军，开始战略转移，毛率中央政府随军行动。在到达甘肃南部哈达铺时，毛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首次把这次战略转移命名为长征。
1945年4月21日，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预备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阐明大会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主持这次大会，他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斗争，党的任务是要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在大会上，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关于形势和思想政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6月19日，中共中央举行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受降及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7道命令。
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指示全党全军立即争取和保卫抗日胜利果实。目前阶段，“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
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连续3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斯大林也致电中共中央，说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要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决定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方针。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并增补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鉴于形势的发展，紧急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立即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从延安抵重庆。张治中、赫尔利系27日来延安。经过43天的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会谈纪要》中，国民党表示同意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最重要的一项，是双方确定将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但国民党拒不承认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国民大会问题也未达成协议；中共所领导的军队整编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从重庆回到延安后，毛因病休整了一段时间。
1945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要求在距离国民党占领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为此目的，必须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个指示意味着中共可以放弃东北的大城市。
1946年1月10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签署于5日达成的停战协定，双方颁发于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蒋介石在美国授意下，坚持在停战协定中将东北除外，以便在东北放手大打。
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介绍和肯定了政治协商会议的重大成果，提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的乐观论断。后来随着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的形势的发展，毛才发现上当，晋察冀军区特别吃亏，按这个指示复员退伍了相当多的军人。7月，毛泽东在中央的一次集会上，对这个问题总结了教训。
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尽管林彪和黄克诚反对，但毛泽东执意在四平和国军决战，东北民主联军进行历时1月的四平保卫战，歼敌1万余人。5月19日、23日、28日，美国装备和运输的优势的国民党军相继侵占四平街、长春、吉林。林彪所部主力败退到松花江以北地区，一部坚持南满。
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此前，4月，由任弼时主持召集各解放区负责人来延安讨论研究土地问题和财政、金融、贸易问题。会上一致反映，各解放区广大农民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斗争中，已开始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中共中央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发出《五四指示》，将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到1947年2月，解放区已有三分之二的地区，解决了土地问题。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从此发动了向各个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新的全国内战爆发。
194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从毛泽东特别肯定了苏中七战七捷的经验，强调指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
1946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向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发表谈话，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还就中国的全面内战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
1946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指出这是战胜敌人的主要作战方法，不但应用于战役而且应用于战术的部署，以求全歼、速决。为此，不惜放弃一些城市和地区，争取主动，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薄弱或孤立的部分，在运动中予以各个歼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壮大自己的力量。
1946年10月11日，国军攻占张家口，达到它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顶点。蒋介石为表面的胜利冲昏头脑，下令召开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追随他的只有从民主同盟中先后分裂出去的青年党、民社党两个小党派。这个一党包办的“国大”于11月15日至12月25日举行，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均严正声明不承认国民党背叛政协协议而召开的“国大”和它所通过的“宪法”，使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极端孤立。
1946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在宽甸西北的新开岭地区歼灭敌五十二军二十五师。11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电，表扬新开岭的战绩，并就此指出：战役上必须集中兵力，战术上亦须集中兵力。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中国时局已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高潮的前夜。会议讨论并发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指示强调指出：“为着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蒋军40至50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
1947年2月27日、28日，国民党政府先后通知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全部撤退，宣告国共谈判的完全破裂。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令胡宗南率大军23万人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这是国民党的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翼重点进攻的开始。18日，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开始转战陕北，以便拖住国民党军的战略总预备队胡宗南部，为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举行战略反攻创造有利条件。3月26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由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前委，代表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其他两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朱德率领工委、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13万人，对敌军从山东到陕北大哑铃形阵势实行中央突破，在鲁西南张秋镇至临濮集间强渡黄河，揭开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的序幕。毛在给刘邓的电文中坦承目前陕北很困难，要求晋冀鲁豫尽快反攻，千里跃进实行无后方作战，把战火烧到国统区。8月底刘邓所部到达大别山地区。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举行。在会前，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分别同西北野战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纵队的领导人，研究和确定太岳纵队由原定西渡黄河来陕北改为渡河南下出豫西，协助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经略中原。由于太岳纵队对西北野战军由直接支援改为战略配合，会议作出加强西北战场的措施。周恩来在会上总结了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第一年(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歼敌112万的伟大战绩。毛泽东根据战争第一年的成果，首次提出对蒋介石的 斗争计划用5年(从1946年7月算起)来解决的设想。
1947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明确规定：“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这时反攻与进攻这两个词还交互使用。1947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说：1947年7月，我们历史上第一次转入进攻。这是革命的进攻，不要再说反攻，反攻带着防御意味，不能完全概括这一形势的内容) ，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
1947年10月10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和口号67条，宣布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人民解放军总部并重行颁布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47年12月8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召开会议（这是第二个十二月会议），分为政治、军事、土地改革小组，讨论研究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25日至28日为正式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报告指出：人民解放军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这是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报告在总结我军长期作战特别是最近18个月作战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其中，提出没收官僚资本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内容的一个重要发展。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领导机关在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前往晋察冀解放区。以后于4、5月相继到达西柏坡，中央工委随之与中央合并。4月1日，毛泽东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村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总结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经验，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党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2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举行会议，并有陈毅、粟裕、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等参加。会议研究如何发展战略进攻，采纳了粟裕等的意见，毛最初的意见要粟裕兵团3个纵队下江南，粟不同意，最后决定先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尽可能多地把敌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号召。
1948年5月1日，毛泽东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提出先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希望民革、民盟与中共共策进行。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当即得到民革、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从8月起，各方面代表陆续到达解放区，与中共代表共同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18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两个解放区及其领导机构合并，组成华北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和华北军区。刘少奇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同时，还决定加强中原局，成立中原军区，刘邓大军及陈谢部队改为中原野战军。邓小平任中原局第一书记。8月，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改为华北人民政府，董必武当选为人民政府主席。这个在华北4400万人口的区域建立的党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统一的人民政府，就是行将诞生的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后来新中国的中央机关领导基本是从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抽调的，另外从东北调了一部分。
1945年9月15日，东北局常委张闻天写成《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并于30日上报中央。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吸收了这个提纲的一些思想。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预定从1947年7月小河会议即已提出的军事计划，就是在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此，要求军队向前进，作战方式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重申和完善城南庄会议的战略计划，要求各战略区在战争第三年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即人民解放军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求歼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会议作出关于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指出：用最大的努力克服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10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这次会议的党内通报。
194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中央政治局9月扩大会议精神发出通令，对全军的组织编制、番号作了统一规定。人民解放军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野战军共4个，即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一级军区共5个，即中原、华北、东北、华东军区及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称的西北军区；兵团及军、师、团均按统一的序号排列；游击部队仍保留纵队、支队等名称。
1948年11月11日，毛泽东在致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的电报中指出：“(敌军)沈阳集团业已被我解决，徐州集团如能被我大部解决，国民党即已失去主力。”“9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500万，歼敌500个正规师，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9、10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1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
1948年底至1949年初，领导解放军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史称三大战役)中战胜国民党军队，取得内战决定性胜利。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指出：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1949年的主要任务。针对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正在筹 划“和谈”和“划江而治”以及在革命阵营内部制造“反对派”的反革命伎俩，新年献词指出：“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象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新年献词向中外庄严宣告：“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1949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进一步作出关于全军组织编制、番号的决定：根据战争的发展，各野战军冠以军区地名已不适合，改为按序数排列，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依次改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战略决战结束后，各野战军先后进行了整编。同期，在长江以南坚持斗争的四支较大的游击队，也遵令分别整编为闽粤赣边、粤赣湘边、桂滇黔边、闽浙赣边4个纵队。此外还有琼崖纵队。
1949年2月3日，东北野战军举行进驻北平入城式。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北平入城式是两年半战争的总结；北平解放是全国打出来的，入城式是全部解放军的入城式。
1949年2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与受李宗仁派遣、以私人资格来访的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达成关于国共和平谈判的非正式协定八点，主要内容为“谈判以中共1月14日声明及所提八点为基础”。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向全会作了报告。会议集中讨论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在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战略转移，即从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二中全会号召在胜利面前，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二中全会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防止对个人的歌功颂德。3月23日，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新闻公报经由新华社向全国发表。同日，中共中央及所属机构陆续离开西柏坡及其附近村庄，于25日全部迁到北平。毛率领中央机关驻城外香山。
1949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以毛泽东主席1月14日声明的8项条件为基础，自4月1日起在北平与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
1949年4月15日，经半个月的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提出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表示可以接受。中共代表团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在20日以前答复。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除了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外，还要求先达成临时停战协定，就地停战。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4月23日，第三野战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22年统治的完结。5月27日，第三野战军解放我国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上海。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28年的经验，阐明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以及新中国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指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权。
1949年7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空军。毛泽东委派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
1949年7月27日至8月15日，受毛泽东委托，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地区的财政、金融、贸易部门领导人参加的财政经济会议。会议确定全力支持解放战争彻底胜利和维持新解放区首先是大城市人民生活的方针，并就统一财政经济，控制市场物价提出了措施和步骤。
1949年8月12日、14日、18日、28日、30日、9月16日，新华社就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同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连续发表6篇社论，揭露美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侵略本质，批评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的对于帝国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号召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社论还批评对中国革命的唯心主义的解释，论证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发生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作了理论上的说明。这些社论都是毛泽东的手笔，最有名的是《别了，司徒雷登》。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主持制定具有宪法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国共内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美联盟关系。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毛泽东主持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同日，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公告说：“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朱德在举行阅兵式时，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一切残余武装，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议决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会议讨论并通过了1950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决定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任命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饶漱石、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分别为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订。在此之前，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访问苏联。由于苏方拖延，到1月20日，周恩来到莫斯科后会谈才正式开始，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维辛斯基会谈，两国政府签订这个条约，同时，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根据这些协定，苏联同意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在1952年之前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无偿移交中国政府。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退，中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以后在此外的建设费用。大连的行政由中国管辖，苏联在大连临时代管和租用的财产于1950年内由中国政府接收。苏联政府贷款3亿美元给中国政府(年利1％)。后因朝鲜战争爆发，苏军应中国要求，到1955年才从旅顺军港撤走。这个条约默认了外蒙古的独立，这是毛泽东在苏联最郁闷的一件事。这个条约也意味着苏联从政治、经济、军事全方位插手中国事务，到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已经引起毛严重不安，终于导致中苏关系破裂。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
1950年6月14日至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改革封建土地制度问题。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阐明了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和党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在闭幕词中号召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各阶层人士积极支持土地改革，象过去过好战争关一样，过好土改关，将来再过好社会主义关，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于30日公布施行。土改运动在有3.1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开展。大批机关干部、广大知识分子和许多民主党派成员报名参加土改工作团，投入了这一场空前伟大的斗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27日，美国派出海军和空军武装干涉朝鲜内政，扩大朝鲜战争，并命令海军第七舰队向中国领土台湾沿海出动，决定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28日，周恩来代表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侵略朝鲜、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派遣解放军第13兵团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参加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到达朝鲜前线。从10月25日到12月24日，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连续进行了两次战役，歼敌5万余人，于12月6日收复平壤，并把敌人赶回三八线附近，从而扭转了朝鲜的战局。后轮番入朝部队陆续增加。不久在全中国展开“抗美援朝”运动。战事达三年之久，最后战线稳定在北纬38度（三八线）附近。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朝鲜战争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对战双方都各自有数十万计的军民丧生。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全国解放后，大陆上残留着200多万政治土匪，还有大批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狂。指示》要求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中“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根据这一指示，各地党委广泛发动群众，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各地镇压反革命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到1952年底，镇反工作基本结束，1953年剿匪作战结束，基本上消灭了中国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平息了匪患，消灭匪徒武装240余万人。
1950年，毛泽东指令肖劲光分别组建人民海军。1950年8月10日至30日，海军在北京召开首次建军会议。海军以1949年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宣告成立为人民海军诞生日。1953年2月19日至24日，毛泽东首次视察海军舰艇部队，先后乘坐“长江”舰、“洛阳”舰航行4天3夜，并为5艘军舰题词，先后5次写下了“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
1950年11月25日，其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阵亡。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以社论形式发表毛泽东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严厉批评对武训及电影《武训传》的赞扬，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并发表文章，批判武训及电影《武训传》，形成了建国后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批判运动。武训是一个靠行乞来获得收入，用于乡村办学的人物，毛认为农民不是靠党的领导和武装斗争而靠行乞根本不能改变贫穷的命运。
1951年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此后，在全国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第三卷，也相继于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出版发行。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从此，“三反”运动在全国开始。下令枪毙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
1951年5月，解放军进入西藏，与西藏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定》。
1952年，“一化三改造”运动开始。提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要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毛和周恩来启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
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主持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1956年底，基本完成三大改造，宣布中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1956年，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鼓励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对中共提出意见。1957年，发动“反右派”运动，55万知识分子（包括党员和非党员）被中共打成“右派”，遭到批判和劳动改造。（官方统计当时有500万知识分子）
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不切实际地希望能在短期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全国各地土法炼钢，誓言二十五年内超英赶美（后来又被缩减为不切实际的二十年、十年甚至五年）。又实施人民公社制度。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被合称为三面红旗。
1958年，因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很多重大关系上产生分歧，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停止援助。
1958年8月20日，毛亲自指挥金门炮战，并和蒋介石一道粉碎了美国欲将台湾独立的企图。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一度着手纠正“大跃进”中“左”的偏差，强调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务求让国民经济回归正轨。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毛批判刘伯承、叶剑英、肖克为首的军事教条主义，这里面有毛抵制苏联军事思想对解放军控制的考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被冲击，正规化被政治工作至上所取代。
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中，因不接受彭德怀所上万言书中的批评，发动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运动。会议后，“反右倾”运动再次展开，“左倾”恢复为经济工作的“思想方针”。（一说由于彭德怀和黄克诚掌管军队实权，彭和东欧关系也很密切，遂引起毛的猜疑。（参考高文谦《晚年周恩来》）。庐山会议后，毛支持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朱德、彭德怀均被排斥。
1959年－1961年，中国大范围发生灾荒，国民经济大幅倒退。中国人口数非正常死亡超过2000万（人口增长率按此前计算）。
1960年冬，回应中共党内压力，从形式上中止大跃进运动，但并未根本停止。
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和邓小平认为毛泽东主导的1958年以来的经济、社会的建设方针存在问题。刘少奇纠正施政错误，邓小平、邓子恢支持农民“三自一包”，人民公社被架空，经济开始复苏。毛的权力逐渐被刘、邓分享、蚕食，开始怀疑刘少奇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文化大革命的种子已经播下。
1962年秋，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申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1962年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1964年发展成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
1962年，毛指示周恩来领导尖端科技的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工作。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
1965年5月21日下午7时许到达茶陵。为了不给当地政府增加麻烦，此晚毛泽东自己搭铺在茶陵县委办公室住了一夜。38年后毛泽东第八次南巡经过茶陵过夜，并激动地写下了《重上井冈山》。翌日，毛泽东高兴地说：“路过一次茶陵也不容易呀。38年前路过茶陵时很狼狈。那时我们秋收起义的队伍一部分被敌人追赶着，一部分被敌人阻截着，到茶陵吃、住都很困难。这一次来可完全不一样了！” 早饭后，毛泽东接见了茶陵县委、县政府领导全体成员并合影留念。毛泽东由茶陵经莲花中午到达永新。随即，向井冈山进发。天黑之前到了茅坪的八角楼。毛泽东围绕八角楼转了一圈，没有下车。由此不远即到大黄洋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芽长大，红卫兵批斗中共干部、知识份子、地富反坏右。刘少奇被批斗，冤屈而死。邓小平也遭免职。全国社会动荡，陷入半无政府状态。传统文化里好的东西遭受严重破坏，大量知识份子遇害或遭流放（知青下乡），文物被毁，民间信仰被禁，经济大幅倒退。有说当时天灾出现，饥荒到处，数十万人“不正常死亡”，尚待考证。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毛泽东又陆陆续续接见了超过1100万红卫兵。
1969年中国共产党“九大”，他选的第二个接班人林彪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
1972年1月10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走，并于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
1971年林彪事件后，健康日差。
1972年借著美国巧妙利用乒乓球活动向大陆官方示好，打开中美交往的坚冰，成就外交史上的佳话。1972年2月21日下午，毛泽东与到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会晤。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
1976年4月，北京群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出现大量纪念周总理的花圈，诗抄。毛泽东将其定性为四五反革命事件,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指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他的遗体被永久保存；后来在天安门广场建了毛主席纪念堂，安放毛泽东的遗体供人们瞻仰。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于1950年在朝鲜战争中阵亡后，毛泽东曾经选过多名接班人，从最开始的刘少奇，到林彪、王洪文、邓小平，再到华国锋。毛泽东逝世时，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北伐战争前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决定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开展国民革命，毛泽东此时曾经加入过国民党，并任国民党一大中央候补执委、代宣传部长，负责宣传工作。1927年蒋介石与共产党闹翻,放弃孙中山“联俄（国）、联共（产党）、扶助农（民）工（人）”的政策，发动了四一二事变并屠杀共产党人，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
中日战争爆发后，由于西安事变，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与蒋又翻脸,毛泽东领导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击败国民党军队，取得中国大陆的控制权。国民政府迁到台湾后，毛泽东曾数度欲攻占台湾但均告失败。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的第七舰队驶进台湾海峡，军事介入保护台湾。至今海峡两岸仍维持对峙局面。
解放前，毛泽东一直把知识分子当作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解放后有较大转变。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重视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1949年前与多个社会知名学者有过密切交往。在延安的时候，制定了“为人民大众”的文艺方针，1949年后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
另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虽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仅是姿态，毛泽东之所以敌视知识分子,在于毛泽东总觉得知识分子不顺从,不像工人和农民那样听他的.因而有必要发动一场场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故发动反右运动，提出“引蛇出洞”、“阳谋”等口号，箝制有异见的知识分子，使得言论归于“一言堂”。有回忆文章说，1957年7月7日，罗稷南问毛泽东，如果鲁迅今日还在，会怎么样？毛答：“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认为那些还算听话的知识分子是需要团结也需要进行改造的对象，又由于击退核威胁核讹诈的需要，最后党中央决定分流人员，其中在城市中读书或教学的知识份子被到分配乡间，被叫做“上山下乡”运动。尽管毛泽东认为“革命”可以促使知识分子更加接近工人、农民等普通群众的运动，但由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经受了一次浩劫，不重视文化、漠视思想的现象也在文化革命中的部分人心中产生。中国大陆大量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迫害致死者无数。著名例子有作家老舍，因遭红卫兵毒打而投河自尽。
在毛泽东的主导下，领导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并影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把中国和其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划入第三世界。中国对亚洲、非洲地区的思想输出、物质援助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民族民主运动造成了重大影响。由毛泽东主持，从解放初到其去世，中国的物质援助大约200亿美元（邓小平语），严重超过中国本身国力，但也迎来了两次建交高潮，被认为毁誉参半。
有人并指责毛泽东正式承认17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属于苏联。该地区早于1920年被苏联侵占，于1944年被苏联正式吞并，但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承认，1948年5月，中国驻苏大使仍声明唐努乌梁海为中国领土。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在苏联的压力下，经中蒙换图，中华人民共和国予以承认。
毛泽东先后有三位正式的妻子，分别是：
杨开慧： 1920年结婚，1930年被国民党杀害
贺子珍：1928年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结婚，1937年出走
江青：1938年在延安与毛泽东结婚。
毛泽东共生有10个子女，为人所知的有和杨开慧所生的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和贺子珍所生的李敏，和江青所生的李讷。毛岸龙被留在中国西南不知去向。毛岸英在朝鲜战争中在朝鲜身亡。和贺子珍所生的其他三个孩子（两女一男）留在中国南方不知去向，目前只有毛岸青、李敏、李讷三个子女在世。毛泽东目前有一个孙子，为毛岸青与邵华所生的毛新宇。
毛泽东喜食红烧肉，口味嗜辣，有轶闻称他曾打算与苏联领导人比试吃湖南红辣椒。
毛泽东说他讨厌钱，入主中南海后，从不摸钱。
他也讨厌穿新鞋，新鞋一定先要让警卫员穿旧，自己再穿。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为失眠和便秘所困扰，伴其一生。他的睡眠极没有规律。
毛泽东一生著述颇丰。目前中国大陆有《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新版发行，收录了毛泽东在建国前的主要著作。其中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都是重要篇章。 《毛泽东选集》在“文革”后不久出版第五卷，其中收录了毛泽东在1949至1957年间的主要著作，但很快不再继续发售。
1990年后，中国大陆又陆续出版发行了《毛泽东文集》（一至八卷），整理收录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以外的大量毛泽东著作。其中第六、七、八卷收录了毛泽东在1949年后的一些著作和讲话，包括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对研究1949年后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很大价值。
1993年12月，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共同编辑的《毛泽东军事文集》，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军事著作文集中最系统、最全面的一部。文集按照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分期编为6卷。第一卷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第二卷为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第三、四、五卷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第六卷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著作。全书共编入毛泽东1927年8月至1972年12月关于军事方面的著述、电报、命令、批示、报告、信函、谈话等1612篇，包括注释在内260余万字，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中国官方还陆续出版了《建国后毛泽东文稿》（一至十三卷），内部发行，系统地整理毛泽东1949年后的著作、讲话和批示。是专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之学者的重要参考。
《毛泽东早期文稿》，收录了1912至1921年间毛泽东青年时的一些文章。
“文革”期间，《毛主席语录》大量发行，更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有估计在全球发行8亿册左右。
稿费收入是毛泽东的一个主要收入。 到2001年5月，毛泽东的稿费计1.3121 亿元人民币。
毛泽东是一位具有浪漫主义风格的诗人，创作了许多著名的诗词。 毛泽东诗词流传有多个不同版本。其诗词想象奇特，气势磅礴。《沁园春·雪》、《沁园春·长沙》、《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蝶恋花·答李淑一》等都是著名作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毛泽东的多首诗词被谱成乐曲广为传唱。郭沫若是毛泽东诗词的主要唱和者，柳亚子也有过和毛诗词唱和的佳话。 《沁园春·雪》是政治影响最大的一首词。这首词作于1936年，毛在1945年访问重庆前夕特意发表，对陪都各界震动极大。 中国大陆出版有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诗词选集和注释赏析，其中以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诗词集》最为权威。
毛泽东酷爱书法，因书法自成一体，其字体称为“毛体”。很多的报刊杂志，工业，事业的都留下了毛泽东的字迹，如人民日报、人民邮电、新华书店等等。许多高校校名都使用“毛体”（但其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为毛泽东亲笔题名），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安徽大学、华南农学院等，其它大部分为集字所成。另很多题词于思想和书法为一炉，被广泛使用在各种建筑中，常见的有“一切为了人民健康”，“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等。
有批评认为:毛泽东的书法是名人书法，不是名家书法，并没有多少艺术性，对他书法的推崇是由于当时毛的地位等其它因素造成。改革开放后使用毛题字的日渐稀少，正说明以前的采用是在毛时体制与权威下的犬儒行为。
支持者指出，题字的减少，不能反映他书法被否定。毛泽东的书法源于中国传统草书艺术，其艺术价值受到社会主流的肯定，这可以从众多的书法刊物、网站得到证明。也有人认为这是部分人对毛的憎恨导致的，并不能说他的书法没有艺术价值。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他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打上了深深的毛泽东的烙印。 由于毛泽东对中国发展的巨大贡献和破坏，使对他的评价明显两极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政治协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体制，有批评认为这是“一党专政”，后来也有人批评毛泽东“一人专政”。
反右运动打压“右倾”者，不少民主党派的人其后加入共产党。大跃进运动以后，共产党内与毛泽东存在发展路线冲突的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等在中国共产党、政府和国内的地位受很大影响。毛泽东为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大陆社会各方面也产生很大影响。
他坚持主张参与的“朝鲜战争”战争，使中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对这场战争的必要性，依然存在着强烈的争辩。反对者认为当时形势并没有毛猜测的危险，是不必要地牺牲，并造成今天朝鲜的苦难。支持者认为这阻击了美帝国主义的进攻、赢得了中国的发展。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在1962年公开论战，彻底决裂，反对者认为这是导致苏联停止支持中国的原因，支持者认为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彻底摆脱任何外来大国的影响，达到真正独立的开始。
他自始至终反对英国、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虽然他曾部分依靠苏联的协助维持政权的稳定。1949年后，他拒绝美国、苏联等国家操控中国内政，并发动群众反对其后苏联及其卫星国的“修正主义”。
此外，毛泽东思想亦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宪法除外)，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指导思想。他去世后，中国官方文件认定，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创造的，是中国共产党所有领导人根据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制订的一种理论，并认为毛泽东一生功大于过。
反对者认为在文字方面，他执政期间所推行的汉字简化，严重地挫伤了中华文化，造成书写相同文字的民族，在文字上被割裂，因此一些反对者称他为中华文化的杀手；中国大陆多数人人认为汉字简化使许多文盲较易识字，对于中国人民教育水平的提升功不可没。
反对者认为毛泽东导致了中国大陆社会倒退。支持者认为毛泽东推动了中国大陆社会进步。无论争议如何，他个人对当时中国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很多支持者认为，毛泽东在中国建立起一个以普通劳动者为服务对象的政权，致力扫除文盲，促使中国绝大多数普通民众都识字。 有支持意见认为文化大革命其间的人人背毛泽东语录客观上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加强了基础教育普及。 支持者认为他执政期间建立医疗和养老保障提高了国民的生活水平和平均寿命。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农民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妇女的社会地位也得提高，以消除不同身份、不同阶级之间的收入差别和社会地位差别，使中国走上了平民化的发展道路。 他坚持主张参与的“ 朝鲜战争”，使中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赞成者认为阻击了美帝国主义的进攻赢得了发展 。 共产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等以毛泽东思想继续鼓舞民众斗志。 中国大陆许多民众认为，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曾与革命同志一起将马列主义跟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发展出毛泽东思想。 很多经历过文革的中老年人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员贪污腐败现象稀少，文革虽然有不足的地方，却不能全盘否定。 相当一部分的民众认为毛泽东使中国摆脱美国和苏联的干涉，彻底独立，并在世界造成巨大影响，是一位民族英雄。 世界对毛泽东的认识：
有人说，20世纪的60年代，“毛泽东思想”为世界所认识，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等著名大学的大学生在抗议越南战争的时候，曾经以《毛主席语录》作为指导“斗争”方向的重要书籍之一。 毛泽东思想亦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纲领。由于文革(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量印制毛主席语录作思想指导，这些毛主席语录亦被翻译成英语及西班牙语，并流通于中国以外。这些在中国以外流通的毛主席语录，成为了部分中国以外发展中国家的斗争路线参考。少数第三世界激进组织，如日本的赤军，秘鲁的反政府组织“光辉道路”、柬埔寨波尔布特（被海牙国际法庭判有“灭绝人类”罪）的红色高棉、尼泊尔的“毛派”共产党武装，都被很多人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支持者.多数人认为这些激进组织希望学毛泽东在当地建立以工(人)、农(民)、(士)兵为主体，政府无腐败的国家。
作为价值观的对立，毛泽东是世界上最为倍受争议的已故领导人之一。
有反对者认为:毛泽东是民族主义者，同时也是旧帝王式的人物。 一些反对者认为:他没有让中国走出王朝更迭的怪圈、没有试图推进中国的宪政进程，对民主的理解也不同于西方，不进行权力分立制衡、始终保持着权力的高度集中。 有人认为毛泽东是20世纪与希特勒、斯大林并列的三大独裁者，有人解释是因为东西方民众对于对公权的不同认识，也有人认为是冷战时期西方媒体对共产主义国家领导人的刻意诋毁。 很多知识分子认为:在毛泽东后期，树立个人权威，推行愚民政策。知识界无学术自由，许多学科都被取消，中国教育走进灭绝的边缘。 胡绳曾认为毛泽东是民粹主义者。
很多人肯定他前半生指导革命消灭800万国民党军队、建立新中国的贡献，但是批评他后半生发动大跃进和文革。 相当一部分民众，包括持部分的知识分子和一部分经历过文革的中老年人认为:文革及其前的多年的“左”的一套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并且也认为: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黑暗的岁月，毛泽东对此负有责任，毛泽东的政策是造成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批评认为毛泽东曾割让17万平方公里国土(唐努乌梁海)给苏联，且该意见认为在1929年的中苏冲突中，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站在外国人一边。 亦有人认为:在其发动的被中国共产党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大批人遭到迫害及大量的文物、古迹遭到毁坏。 钱伯诚称 毛泽东自己曾说：“秦始皇算甚么？他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还得要我们加以补充。”（《东方文化》, 2000年4期钱伯诚文） 多数人认为文化大革命使一辈中国人不能受正规教育。
毛泽东曾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把自己定位为马克思主义者。还有虎性加猴性。
中国共产党的定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理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
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思想"并非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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